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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房，除了照例要放置一个带抽屉的床和一个高衣柜供留宿的客人使用之外，还要放下书架、书桌和电脑桌，房间如此狭小，又如此凌乱，又放了在当时大有取代电视成为人们第一娱乐工具之势的电脑，人们在所谓的“书房”内其实很少读书，相关活动就此转移到了饭厅（有桌子）或者客厅（有明亮的灯光），就这样，“书房”这一概念慢慢在普通市民阶层消亡，只在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那里存在着，但就在这些人那里，“书房”也是尴尬的、梦想般难以企及的处所，书籍笨重的形式要求更多的地方来放置它们，他们只好把书籍都放在客厅里，“书房”只有少量书，因此，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放置书柜的地方，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文化修养。

大型客厅因为在个人居所中占据了最显赫的地位，所以不知不觉中承担起许多职责，而其他的房间反而缩小成只具备最基本功能的空间：卧室只是卧室，盥洗室只是盥洗室（虽然可能有两个），厨房只是厨房，书房甚至比书房还少人们的健身器只能放在客厅里，与大电视配套的家庭影院系统也在客厅（人们就此丧失了在卧室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娱乐，或者仍然拥有这种娱乐，却只能看小电视，从而丧失了在客厅看清晰画面、听震撼音效的享受，仍可参考《貌似丰富的娱乐——近古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研究》一文），钢琴也放在客厅各种新购置的庞然大物都不得不放在客厅，同时还在客厅进行着本该由其他空间分担的活动（比如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吃饭，由于茶几的高度偏低，人们进食时的舒适感大打折扣，但在饭厅吃饭时，人们通常又无法观看电视），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导致人们在家中的运动量增加：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为了添一碗饭，人们起身，行走近十米（甚至更远，看看那些考古发掘的户型图吧！），穿过客厅走到厨房加了一碗饭，又行走近十米回来吃饭；为了喝一杯水，在书房中的人行走了近十米，穿过客厅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无论怎么设计你的居所，总有两个空间之间当仁不让地隔着大客厅。人们在此居住得越久，大客厅就越发变成一个层次繁多、含糊不明的混乱的居所，归根结底，大客厅体现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与不安（众所周知，近古时代是剧烈变革的时代），以至于当时一位以描写日常生活琐事见长的女专栏作家写道：是的，要了解一个人从未变得如此简单，我只需进入他的客厅，观察那些灯是否全部都能打亮、电视的大小、客厅物品的陈列、在这些物品之间是否留有便捷的通道能迅速通往各个房间、他是否容易在客厅绊倒或磕伤就能知道他的一切。

我曾在论文《窗帘的背后是什么：近古中国市民阶层居住密度不断降低的二十年思想文化变迁史》中得出结论：在近古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得疏远（这里补充一点，我认为，近古时代，人类那普遍的孤独感来自各种家用个人电子娱乐产品的发明和普及，人们一方面更冷静地保持彼此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却更疯狂地渴求交流。参见我的论文《最熟悉的陌生人——家用电脑普及对近古中国人际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用于会客的客厅，却反而变得更加大，功能更加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在一起休闲娱乐、加强沟通，这真是个奇怪的矛盾。每当我想到，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祖先，一个可能的自闭症患者，独自一人疲倦地在明亮的大型客厅里走来走去，一种古老而又忧伤的诗意总是在暗中缓慢地向我袭来。

我的妈妈也有童年

最近，在木匠之女的blog上，有一篇blog叫做《一碗猪红汤》，我妈妈在上面留言道：

客家人有句俗话：“借人的牛要还人家马，还得人家笑哈哈！”我们家乡凡同住一栋大楼的，无论谁家杀猪都要让大家都能吃上猪红的，要端给每家一碗用咸菜煮的猪红，同时还要送上一斤五花肉。以前每家每年辛辛苦苦就只能养大一头猪，要逢年过节才可以杀的。很不容易啊！我小时候天天盼杀猪，等杀猪那一天，全家老小忙忙碌碌的跟办喜事一样，特高兴！

看过之后我暗中吃了一惊，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天天盼杀猪”我的妈妈也是有童年的啊！跟我小时候都几像呢！都几像呢！

》》一碗猪红汤（女夜游神的ok店）

过于勤快的服务员

我和朋友来到一个餐厅。这个餐厅里有勤快的服务员。

我们刚刚把沙拉吃完的时候，沙拉盘子就被收走了，我们刚刚把披萨吃完的时候，披萨盘子就被收走了，我们刚吃掉意大利面，意大利面盘也不见了，我们不甘心，又点了冰淇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