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页)

须，“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胜利（陈毅语）”的中国百姓，继续用小车推着公粮支援国家建设，算得上是低恩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带头不吃肉，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要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算得上是高德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始终对敌对势力保持着高压态势，并通过“三反、五反”集中打击试图动摇统治者地位的破坏行为，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分子，不管功有多大、位有多高，坚决处决、毫不手软，也算得上是高威了。就是靠这种清官型领导，中国社会完成了最初阶段的资本积累，从而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仓廪食而知礼节”。在治世，百姓富足、社会安定，不宜再搞大动杀伐，因此就需要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比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强化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是为高恩；把领导人作为“玻璃缸里的金鱼”来进行监督和质询，是为高德；取消死刑或采取药物注射等手段执行死刑，是为低威。

应该指出的是，在乱世，社会财富更加贫乏，要想实现　“高恩”，就必须要有取有予，即以高威取之，以高恩予之，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整合资源（2）

第一节　乱世——高恩、高威、低德的“帮主型”领导

人们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近来，索马里海盗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猖獗呢？合理的解释是，无政府状态的乱世是他们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中国，人们曾对改革开放初期暴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大多不过是些地痞、无赖、太子、官僚。尽管这话并不完全准确，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时期，真正靠“合法劳动”富起来的人并不多见。梁晓生有一部书叫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深刻剖析了那个时期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无情与血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北京老张去一家国营理发店理发，确实是大开了眼界。理发店门口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块儿西瓜，看起来像是个西瓜摊儿。摊主是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光着膀子，北京俗称“膀爷”，胳膊上刺着几条青龙。为我理发的大姐说：“瞧人家这卖西瓜的多有本事啊，一个瓜少说能卖个百儿八十的，还多一半儿让他自己个儿给吃了。”我很好奇，便用心观察“膀爷”是如何卖瓜的：由于处在繁华地段，门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个外地模样的中年男子从桌子前经过，“膀爷”用西瓜刀一捅，一块儿西瓜掉在了地上！“嘿，你丫站住，把哥儿们西瓜碰掉就这么走啦？！”“膀爷”一手持刀一手抓住中年男子的衣领……经过一番争论，中年男子被迫掏了十块钱作为赔偿。等男子走后，“膀爷”骂骂咧咧地捡起那块儿西瓜，用刀削了削，自己吃了。然后，“膀爷”重新切一块儿西瓜摆在桌子上，开始搜寻下一个“猎物”……

当然，与那些“官倒”相比起来，“膀爷”的生意就是小儿科了。一些太子、太女们只需借助老子的人脉开个条子，就可以稳赚“价格双轨制”的差价，比起卖西瓜来要轻松和体面得多。可是，为什么“官倒”和“膀爷”会横行呢？因为在社会转型的混乱时期，各种法规、制度都不健全，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是小人横行、君子倒霉的时候。有人将此现象编成顺口溜：“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刘邦少时便是个泼皮无赖，楚汉相争时更是流氓气十足，哪有半点儿正人君子的气象？有一次刘邦兵败彭城，楚兵越追越近，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三次，刘邦说：“我自顾不暇，难道还要管两个孩子吗？”可是，刘邦虽然德性不行，但他却深通驭人之术。那么，他又是如何驭人的呢？也无非是适应乱世中人们的心理特点，恩、威并用而已：用恩，集聚人才；用威，消除障碍。

1。高恩，在乱世中聚集人才

知遇之恩所激发出来的士人的斗志是自觉的、也是纯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质利诱基础上的效力则是被迫的和消极的。

最划算的买卖

世间最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