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煳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非常感谢“爱在苏黎世”对我一如既往的关爱。

关于政界的事情，我说几句。

政界最低的级别是科级，然后依次是处级、厅级、部级、总理级。一个县的局长是科级，县长是处级，地市级的市长是厅级，省长是部级。

公务员分两种类型，按照工作性质来分，一种是政府口的公务员，一种是党委口的公务员。

我们常说的工商税务财政工业农业商业畜牧业社会治安对外贸易计划生育等等这些属于政府口；而组织宣传统战等等属于党委口。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唿，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唿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唿的人。

半年后，当传唿即将绝迹的时候，我采访了最后一批传唿小姐。这些声音甜美温柔的女孩子，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依恋，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擦干忧伤的眼泪，收拾行囊，走进一家服装厂去做打工妹。

此后，传唿成为了渐离渐远的绝响，只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感伤的记忆中。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