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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校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l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仍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宫举了这样一个实例。

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l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钩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宫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