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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近两千多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