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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奇‘书‘网‘整。理。'提。供'。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 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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