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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2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内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九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一九三七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一九四九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学，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一九六六年关押至一九七八年。最初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被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一九七八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七十六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一九七九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一九八一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一九四九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