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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两个多月,把杜思宝关进了单位特设的隔离室里,接受医学的审查,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儿。审查的期限定为十天。在这十天中,只要杜思宝没有发烧行为,就可以解除禁闭。医生孙丫丫来电话说,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哪有这样的道理?杜思宝调侃她说,胡闹就胡闹吧,自己又不是犯了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配合科学,应当无怨无悔。说到男女关系错误时,孙丫丫甜蜜而执拗地说,我想你!杜思宝亲了一下手机说,想就想呗,总比不想好。
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非典(下)(1)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