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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 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孙二孬也学元叔，把自己的地种的模式同元叔一样。妹妹孙丫丫放暑假，要到地里帮助哥嫂干活，他们两口子说啥不让，要她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马玉花说：“妹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累不着我们。我没有能够上学，后悔一辈子，再不能让你也走长大就嫁人这条路了。”孙二孬对马玉花的这种表现，打心眼里满意，嘴里却说：“咋，嫁给咱后悔了？”马玉花笑着说：“后悔后悔，就是后悔，你和刘臭蛋都是响赖东西！”说完，可能忽然想起了刘臭蛋让她猜谜的往事，顺手拍了孙二孬一巴掌。

这一年，老天爷和党的政策、民心很合拍，不管是元叔家，还是其他农户，全都获得了大丰收。元叔和孙二孬家的黄豆多，他俩合伙把那个“水打磨”修好，开起了豆腐坊。一入冬，四川女人和马玉花在家里磨豆腐，元叔和孙二孬腰里束着草绳，分别到四外村去卖豆腐。给钱可以，拿豆子、小麦换也可以，不仅有了细粮吃，手头也开始活泛起来。发旺哥就曾经赞赏地说：“有脑筋的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不论啥事儿都是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儿，比我们弄得强多了。”

到了这年头，没有人织布、染布了，刘庆典的小金库，我们寨子里很有名的染坊倒闭了。有一些家庭向元叔学习，合伙开起了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买卖，也有很多收益。

单干（2）

栾二哥还想把村里的小剧团组织起来，动员了许多人，没有人肯参加。有的人说话很刻薄，戏弄栾二哥说，二哥，唱 的戏，到外边唱戏弄钱花，跟要饭吃差不了多少，是下九流的事儿，咱丢不起那份人。栾二哥很无奈，眼看六十多岁了，一生一事无成。想想自己干不动庄稼活儿，还是干老本行，唱起了大调曲子，趁着年下，到各村去做说书艺人。他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唱本子，唱了一出《李豁子离婚》，唱词朴实，唱腔优美，很受欢迎。后来，市里、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为他这个大调曲子录了磁带，在我们那里流传很广。有一句唱词是：“长得好了吃好哩，长得不好就吃那黑窝窝。”竟然一语中的，说出了现在搞美女经济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栾二哥虽然做农活不行，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快到春节的时候，老学究孙乃社饮了几杯小酒，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也不知是自己杜撰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写了一首诗，贴在屋子里：

日出东海落西山，

乐也一天，喜也一天。

种了几亩责任田，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圈即囤，我们那里用茓子盛粮食，群众说是“圈”）

交足公粮归自己，

肚里舒坦，心里舒坦。

一壶小酒桌上摆，

你也端端，我也端端。

有吃有穿有活干，

行也坦然，睡也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