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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人像听到声音。

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大方桌的椅子上，旁边的天线杆子，高达几十米。技术人员在耐心地调试着，黑白的画面时而是水波纹，时而是雪花，听到的是电波的嘈杂声。大家还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不相信这小小的塑料方盒子里，真能出现人像来。

调试无果，只得请供电局工人爬上天线杆子，按照调机子人的口令，不断摇着天线，找着正确的方向。大约九点多钟，电视机出影出声了，人群中发出欢呼声，纷纷向前拥来，急得工作人员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着那个出声又出图像的神奇匣子。

电视里放的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足球友谊赛。当时正是中阿友谊蜜月期，大马路上经常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但蜜月归蜜月，小县城里没人对足球赛感兴趣，大家看了一阵子人像扭扭曲曲的跑来跑去的画面，听了一阵子时断时续的解说，就索然寡味的散去。我却和小伙伴们坚持到最后，因为我小时看过一本《平格尔奇遇》外国科幻小说，其中就提到了可视电话，样子和电视差不多，但还不如电视神奇。如今亲眼看到科幻小说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了现实，心中的惊奇和兴奋可想而知。待到人家将电视机放到箱子中时，才恋恋不舍回家，夜里还做了一个有关的梦。

几年之后，亲戚家里由上海的亲戚送来一台九英雨进口黑白电视机，在街坊中轰动一时，每天晚上，家院子里都坐满了人，像电影场里放电影一样，更有家住很远的人跑来，为的是看一看什么是电视机。我们自然是常客，还帮着维持秩序。

毛主席逝世时，县城里已经有许多单位有了电视机，都拿到室外来，向群众播放悼念实况。县里还让各公社组织人，到县城里轮流观看电视直播。我那时下放在赵墩公社，也有幸被选到县城里来参加悼念活动，是在总工会的院子里，看的电视。

*结束后，物质丰富起来，县城里也有电视卖了，特别是彩电，更是紧俏商品，不仅要走后门，有时还要预先付款，才可提到货。也因此，出现了倒买倒卖彩电的，让一些人发了大财。

如今一家有好几台大彩电，已不是新鲜事，像超大屏幕液显、数字电视等等，正走进普通家庭，这是我们小时，把想像力发挥到极致，都想像不出来的。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

恶作剧

也许是受“革命传统教育”过度，小时候，见到男女亲亲热热在一起，总要嗤之以鼻，如果是街坊中熟悉的年轻小伙子搞对象，不仅要口而诛之，还要以小石子之类的轻武器伐之。

牛哥原来跟我们玩的好好的，整天带我们捞鱼摸虾捉鸟打架或者拿家里的瓜子糖葫芦犒劳我们，但自从他好上了一个肉联厂的杀猪女能手后，不仅瓜子糖葫芦成了杀猪女能手的口中美食，而且基本上对我们置之不理，下了班不是陪人家轧马路，就是一手提一个高板凳紧跟在人家屁股后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恼羞成怒的我们，愈加看不上眼他那副“女人迷”的疑似流氓行为，大家决定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口诛”是第一步。“牛哥”不叫了，叫他“牛犊子”，他的大名不是叫“相宜”吗，那就谐音叫他“香胰子”（洗脸用的香皂），甚至“臭香胰子”（洗衣服用的廉价臭肥皂），乐得那杀猪女能手摇着羊角辫儿哈哈大笑得几乎岔了气，牛哥则气得脸红若煮熟的猪肝，可又不敢当着杀猪女能手的面对我们过于凶神恶煞，只能干挥着拳头子，不断发出无言的警告。等到那杀猪女能手偶尔背过身子时，他不是飞脚踢我们，就是双手抱拳向我们求饶。好歹坚持到把杀猪女能手送回了家，他立刻凶相毕露，不是揪那个的头发，就是掐这个的耳朵；不是扭那个的胳膊，就是踹这个的屁股；不是按住那一个狗啃屎，就是按住这一个“老头看瓜”（硬把头钻在裤裆里）。正是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面对他的暴行，我们在鬼哭狼嚎般的痛苦挣扎之后，决心不把他们两个“流氓”捣散誓不罢休。

于是有了第二步的“笔伐”。夜深人静时，就用粉笔在“臭胰子”的院墙上写上“打倒大流氓臭胰子”，“臭胰子搞流氓没有好下场”。都是斗大的一个字，很远就能看到。然后又在四邻的墙上也写上类似的口号，甚至连厕所的木柱子上也让我们给写满了。第二天“臭胰子”气疯了，拿着个小刀到处刮，边刮边骂，可没等他刮完，杀猪女能手就哼着革命歌曲来找他了。“臭胰子”想找身体护那没刮干净的部分，哪里护得住，杀猪女能手不看便罢，一看立时羞的脸通红，扭头就跑，“臭胰子”只好哭丧着脸拿着小刀在后面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