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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牌子，挂在各家的大门上。送信送报找人，极方便。没有牌子的住户，就是黑人黑户了。

街道居民的住房大都自己盖的，按面积，一年只收几毛钱的地皮租。院子里的树，是自己栽的，却不是属于自己的，要是砍伐，需报镇里批准，折价了卖给自己。我之所以对此政策特熟，是因为我家的院子里，曾经种过两棵大柳树和一棵大枣树，最后全砍了制家具。

街道居民，身份很特别，正式的叫法是“城镇居民”，有户口本，有粮食本。我们住的那个居民区，实际上社员也不少，但大都是城镇户口居民的家属，这些家属也都是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他们平时要干农活，要养鸡养猪，工资是挣工分，吃粮是生产队配给，不像我们城镇居民，有正式工作的有工资，没正式工作的可以打小工，而且还可享受每月最低8元钱的生活保障，吃粮吃油，都是到粮食局买，大米只几分钱一斤，便宜的像白送。所以那时，城市居民和农村人的身份真是天壤之别，城市居民有着极大的优越感，农村里长得漂亮的姑娘，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个城里人的老公，这叫一步登天。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一片中很多，只是嫁到城里，还是黑人黑户，入不了城市户口，而且孩子的身份总是跟着母亲走，还不能找正式工作，社会地位，比城里人低，比乡下人高。据说这类型的妇女，需在城里生活一二十年以后，才有希望转为城市户口呢！

街道上的事，真是千头万绪，可以说，小到家庭琐事，大到时政大事，衣食住行，思想行为，没有不管不问的。那时政治运动多，三天两头要开居民大会，没地点，多是在大马路边的空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听街道主任读报纸或文件。读报的事，我就多次替母亲做过，所以对《人民日报》特别有感情。还帮街道抄写过大字报，那时也就十岁左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夜里九点多钟，母亲参加学习班没回，家里来了四五个小大姐，叽叽喳喳的，说是要开证明去领干小工子的钱，缠着我，让我给开证明，还“小弟小弟”的喊得香甜，没办法了，我只好拿出纸笔和街道的大印，在媒油灯下，一笔一划地给她们写了证明。她们填夸我字好，还说领了钱买糖给我吃。回来将此事说与母亲听，母亲笑着说，以后这样的事，都交给我做了。因此，我成了街道主任的秘书，这是我小时最自豪的事，似乎比别的同龄孩子高出一头，像个大人。

*时，街道主任也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一阵，大印也被造反派缴去了，让我觉得很失落。后来中央*小组有指示，说大队一级不属走资派，于是街道主任摇身一变，也成了红卫兵，大印重要回到手中。这时街道热闹了，也分成两派，整天争来争取，开会成了吵架。有一阵，街道组织收旧书小组，到各居民家里收旧书，我跟着参加了几次，被那些旧书所吸引，后来就干脆躲在街道办公室里偷看他们收来的旧书了。也是从那时起，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当时不仅看，还偷了几本呢！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那书，我至少看了十遍也不止。

*初期，跃进街道办公室就在我们住的高台子的西路口，农业银行宿舍的西侧，水上公园门东二十米远的地方，其前身是已搬到老菜市场的酱盐店。那时不上学，街道办公室成了我们玩耍的主要场所。我拿着钥匙开门时，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小孩子。办公室是前后两进院子，放着两把太师椅和一个老旧的八仙桌。三抽屉的办公桌是禁区，钥匙从未给过我。而那只古色古香的大立柜才是最神秘的地方，好容易打开一次，发现好东西特多，我就从里面偷拿一些好玩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农业银行的储蓄卡，好像有几百上千张，都散发给了小伙伴。还有就是一只废旧的电话用的大干电池，剥开铅皮卖了五分钱，挖出的浆糊装满了一瓶子，干电池内层缠着的长长的丝线，都给了女孩子们当跳绳，再里面，是黑炭石，砸碎了分给大家当粉笔，最核心的是一只又粗又长的黑炭棒，像只大钢笔，那只能属于我本人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街道居民大会，是发现我们居民区的一个屋墙上有“反标”。先是派出所来照相，又在夜里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排查。最后搞清楚了，是一个小孩先在墙砖上刻“毛主席万岁”，另一个小孩又在上面刻“打倒刘少奇”，阴差阳错，成了反标。结果是，那两个孩子和其父母被叫到街道里狠训了一顿，回家自然又免不了一顿痛打。我们则是紧紧跟在后头，高呼着革命口号，还跟着斗了那两个小孩好几次呢！

……

街道的故事太多，真全写出来，那要是一部大书了。就此打住吧，但愿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述，能唤起老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