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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那是跟邻居家大姨到土产公司朝草袋子里装碎玻璃和碎铁皮，只干了半天，手上划了许多血道道，总共挣了五角钱。

母亲认识的一个建筑包工头，正在粮食局盖仓库，上午谈好，下午母亲就送我去干活。走在烈日当空的马路上，原先期待干小工的兴奋荡然无存，忐忑不安的心里，有的只是背井离乡似的凄凄凉凉。母亲给我买了一支牛奶冰棍，木渣似的含在嘴里，竟有一点想哭的感觉。

工头很热情，他的大徒弟，是街坊邻居的干儿子，拉着我的手，叫“华弟”，由他安排我的活儿。那时仓库基本建成，剩下的只是泥墙和打地坪，我的任务，是最简单的工种：和沙灰。先是扛水泥，整整一百斤重的水泥，压在体重八十来斤的身上，是从没承受过的重压，压得腰打了弯。踉踉跄跄一路小跑到和灰处，忙不迭地扔下来，水泥包被摔裂，在一旁的大工子笑着说：“真行，省得撕开了。”不知好话孬话，听得我有些得意。

然后是手紧握着铁锨卖力地在一个深坑里搅拌石灰沙子和水泥。干了好一会儿，大汗淋漓时，只觉手掌里粘粘的，伸开一看，娘啊，满手掌都是血，中间三个手指根处，破了三个大紫血泡，疼得我想叫却不敢叫也不好意思叫。这时再紧握铁锨，手掌疼痛得就更加难忍了。更恐怖的是，石灰水沾到了手掌心，火烧火燎般，疼得钻心。那个半天，是从未经历的漫长。

怕母亲不让我干下去，就没把打血泡的事说出来，而是默默干了一暑假，挣足了弟弟妹妹们的学杂费。后来二弟看我干的欢，也跟着去，但只干了十来天，就干不下去了。后来三弟也给这个包工头当小工，没干上两天，就跟工头讲剩余价值，说为什么工头拿的钱多，他拿的钱少，这简直就是剥削。第三天，他就不去了。　。　想看书来

笑脸狂哭傲暴打

街道上的男孩子，没有不调皮捣蛋的。调皮捣蛋的最坏结局，就是挨大人的痛打了。像我这样以老实如女孩而闻名于广大街区的男孩子，整天厮混于那些捣蛋虫中，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又因为是家中的长子，经常处于内忧外患的旋涡中心，所以，不明不白地挨大人的打和骂竟然也是家常便饭。总而言之，家中的弟妹之间闹不和，是我老大的责任，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打骂骂，也是我当老大的责任。我又天生犟脾气，不是我的错，我就坚决不承认，不仅不承认，还要反将。在父母看来，这还了得，简直是无法无天，发展下去，将来非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可。于是就要狠狠管教，狠狠管教的不二法门，就是打，狠狠打，“棍棒下面出孝子”，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被打，一个道理。

我尚且如此，一般的男孩子可就更悲惨了。拳打脚踢是小儿科，绳抽棍砸那才是正经家法，更有甚者用绳子用细铁丝捆起来吊起来打。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谁家的院子里发出杀猪一样惨叫，遇到粗暴的家长，其惨烈的程度不亚于动私刑。手脚麻利的，撒脚狂奔，家长拿着棍子，厉声骂着，在后面狂追，像极了电影里演的黑社会杀手追杀仇家。

揍挨多了，也便有了应对之法，其法基本有两种。

一是笑脸。那时任你手打或棒击，我自笑脸相迎，打得越厉害，我越笑，就是泪流满面了，我还是笑，笑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看你还能忍心下狠手！更何况，面对如此从容笑脸，再狠心的人，也撑不住手要软下来。母亲常因此说，严婆不打笑媳妇。笑成了我躲揍的利器，本来我天性好笑，再经过暴打后的磨励，笑更成为我的常规表情了。

二是狂哭。刚开始打几下，就哭出声来，加大力度狂打时，则大声哭，暴打时，则狂哭，哭得天昏地暗，鬼神落泪，左邻右舍齐来相劝，哭得爹娘心慈手软，竟然也落下泪来，暗暗责怪自己下手太重，下次绝不如此惨忍了。

记得有一次不知犯了什么错，先是气得母亲打我，我以笑脸化之。没想到父亲火气更大，竟然拿着木棍来打我。我急闪身躲过，木棍打在桌凳上折成了两段。这时我则双手抱着腿，鬼哭狼嚎，高扬起悲情主义大旗。母亲以为我腿被打断了，跟父亲大吵起来，父亲也后悔，过来要抱我看看。我狂奔到大门口，大笑起来，这时他们才明白我用的是苦肉计，竟然笑弯了腰。

2007年12月23日星期日

看电视

县城里，最早有电视机，大约是1970年前后。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听说县政府大院里要放电视了，人们从四面八面涌来，人山人海地挤在县大院大礼堂门口，好奇心提到了喉咙口，纷纷争论着电视机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没人放片子，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