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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的一家娼寮里面，被另一名士兵看见，因为这家娼寮并未经过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指定，所以日本水兵不能前往。我因这是触犯军纪的行为，所以弃职潜逃。”至此，日本人图谋挑衅的行为终于被揭穿。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简单，还是日军授意，制造事端，以图嫁祸我方，挑起冲突？事实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日　军　挑　衅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上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8月9日下午五时许，驻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日本丰田纱厂（后为上棉五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水兵斋藤要藏两人，乘坐一辆挂56号试车牌照的黄色福特敞蓬汽车，携带武器从虹桥路强行冲入我虹桥军用机场，受到机场卫兵制止。斋藤等人蛮横无理，开枪打死我卫兵时景哲。驻守机场的我保安队闻枪声出来巡查，斋藤等两人竟又开枪射击。我保安队员被迫自卫还击，当场击毙一人，另一日兵也被击中，奔逃数十步，伤重倒地而亡。

事件发生后，我方于当晚十时循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希望能圆满解决，勿使事态扩大。日方为争取时间增兵上海，也同意于10日由双方及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共同前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由日方将被击毙的日本兵尸体领回火化。在通过谈判解决的同时，日方暗中加紧从本土调集军舰运兵到上海，以图发动侵略。当时，上海的兵力部署已对我方极为不利，这是五年前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所遗留的后患。

1931年，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急于扶植其傀儡成立伪“满洲国”。为转移视线，便在沪东引翔港制造事端，并于1932年1月28日挑起冲突。我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军长、蒋光鼐总指挥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率领下，自发抵抗侵略，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又得到张治中军长指挥的第五军的支援，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人。但由于双方兵力和装备相差悬殊，我军在绵延百余里的战线上，以四万余人抵抗敌军七万余人的进攻，且得不到后续部队支援。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军舰炮火的猛轰下，于浏河登陆，使我军侧背及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退守第二道防线。5月5日，我国政府被迫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我军驻扎位置在安亭至浒浦口以西地区，上海不能驻正规军。而日方仍可派海军陆战队二千人驻扎上海。以后，上海警备司令部虽以维持治安名义，成立保安总队，辖保安队二个团，但其装备及训练均不足，没有多大战斗力。

日寇侵淞沪，我军勇迎敌（2）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7月27日，我军事委员会命令海军部在江阴沉船，封锁航道，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日侨上万人俘获，以与日方谈判解决华北事变问题。但此绝密情报被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濬出卖。次日，汉口等地的日侨在海军第11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统率的炮舰、驱逐舰及驻汉口的陆战队300人护卫下，全部紧急向上海撤退。同时又武装了日侨（称为“在乡军人”）3700人，其在沪兵力已有七千余人。日方又利用谈判之机，积极增兵。8月11日，日海军从佐世保调来的第三舰队16艘军舰到沪，使在沪军舰达到28艘，分布于吴淞口至黄浦江的各处要点，日方五艘运输舰上的海军陆战队3000人纷纷登陆，加上各舰可抽调兵力1600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12000人，形成对我威胁之势。

日方在优势兵力支持下，转而采取强硬姿态。8月11日下午四时许，日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质问”，声称“对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兵的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并要求“一、撤退上海的保安队。二、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概行撤除。”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我方代表俞鸿钧予以严正批驳，声明必须由日方先行撤回军舰和所增派军队以后，我方才可以考虑保安队稍作后退的问题。在《淞沪协定》共同委员会的英、美、法、意代表参与调解下，我方为了避免冲突发生，自行先将日侨居住区域附近的保安队后撤一定距离。并表明我国保安部队在自己领土上布置防御工事是完全正当的权利，不容日方提出所谓“撤退保安队”之类的非法要求。还就日侨连日来大量抢购大米等物资，不守秩序、制造混乱的行为，要求冈本加以制止。

扩大侵略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既定方针，我方的退让并未能改变其侵略部署。8月11日至12日，在谈判与调查的同时，日方继续增派军舰来沪，陆战队以杨树浦一带日商纱厂及虹口汇山码头为跳板大批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