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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社时期,他被拥为队长。100多村民,都服气他。他比当年给地主“打头”时还卖力气。“土改”时分到的土地马匹归了公。除了房子,他又一无所有,他没有怨言。1956年,他又和大家奔向了高级社。
1958年,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公社成立了。他相信公社书记的话: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修水库挖水渠,他挽起裤腿,就往冰碴子的水里跳,他盼望早日实现书记的话。后来,公社号召大炼钢铁。农民不种地,干工人的活,他眼睛瞪得溜圆还是糊涂。看着耗费成千上万人几个月时间,炼出来的一块块除了扔掉没有任何用处的蜂窝钢,他更加糊涂。那年秋天分全年的口粮:每个劳动力5斤小米面,每户两袋子苞米面,还有一些甜菜缨子、白菜帮子以及一些谷糠。乔维业心里明白,要挨饿了。那一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吃菜团子喝稀糊糊,人人都面黄肌瘦。
村民吃饱肚子还没有几年,“文革”就开始了。革命委员会下派工作组到村里,整天要求斗地主斗富农批“林”批“孔”还批“走资派”。乔维业心里清楚,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批斗出来的,没有粮食,还得像当年那样挨饿。他死活坚持辞掉了队长的职务,三更草五更料地给生产队喂牛马,把那牛马伺弄得膘肥体壮。只要乔维业一到牲口棚,它们就冲他叫个不停。
1983年,分田到户。乔维业再一次分得了土地。他又扛起当年的老锄头,下地了。那年,他已经73岁。
他共有5个儿子,14个孙子,9个曾孙子。这些,都是他的宝贝,除此之外,还有伴随他一生的锄头,他喜欢边搂在怀里用结满老茧的双手抚摩,边看曾孙子骑着小自行车小燕儿一样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
最后的酋长(1)
2001年春节前4天的半夜,玛利亚·索的营地。
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激烈的吵嚷惊醒,我翻身摸刀。这时,柳霞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我似乎听到她在喊:“舅舅,有人冻伤了!”我忙问:“谁冻伤了?”在这零下40多度的苦寒之地,每年醉酒冻死冻伤的大有人在。还在喝酒的何英军不慌不忙地说:“是有人喝醉动枪了,李哥你睡吧,没事,让我去收拾他们这帮小瘪犊子!”他是玛利亚·索的老儿子,也是帐篷里长辈。我倒头就睡。我清楚,到了大山林,一切由命。帐篷里外都有半自动步枪,每个枪膛都顶着子弹;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猎刀,每把刀都锋利无比。
不一会,外边传来厮打声,转瞬之间,又恢复了黑夜一样的沉寂。过了几分钟,何英军回到帐篷,他问我冷不冷,然后平静地说:“没事儿了。”又继续喝他的酒。我问何英军几点了,他说,放心吧,误不了事儿。他们承诺,次日领我上山拍摄驯鹿。看看他们醉眼朦胧的样子,再看看大半桶白酒,我真的担心起来。
他是从中午我来的时候一直喝过来的,他的舌头,早已发硬。他不时地放下酒瓶子,往炉子里添加木头,尽管外边是零下40度左右的严寒,帐篷内还算温暖。我记得自己是在傍晚时分醉倒的。采访完玛利亚·索老人之后,维佳赶紧把自己珍藏的10斤白酒,拿了出来,热情地请我喝。何英军也张开双手,邀我同饮。我知道那酒是维佳准备过年的,就连他的姐姐柳霞也很难从他的手中要出一两酒来。我盘腿上床开怀畅饮。跟猎民交往,需要用心换心,他们憎恨虚伪。玛利亚·索老人怕我饿着,又让她的儿媳为我送来连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方便面还有面点“格列巴”(馕)。玛利亚·索老人一辈子都在山上度过,是猎民中惟一不会说汉话的老人。两大碗酒下肚,我头晕目眩,打过招呼,就和衣倒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了床,我担心的场面果然摆在了眼前。他们都醉卧床上,横七竖八。柳霞自告奋勇,拉起失望呆立的我奔山上走去。积雪没膝,行路艰难,柳霞连续摔了几个跟头。我连忙拽着她回转。她说找不到驯鹿,多丢人。我知道,当年,她醉酒把腿摔断过,至今还打着钢板。我硬是拖回了她。直到中午,大家才陆续醒来。维佳从他自己的帐篷中走出,他的鼻子上粘着胶布,柳霞说弟弟的鼻子被舅舅踢塌了,弟弟嘱咐她不要告诉我。这时,玛利亚·索老人直奔维佳,抬手就是两巴掌,维佳不躲不闪,只是冲她傻笑。从表情上看,玛利亚·索老人似乎很生气,她好像在骂维佳。我问何英军,他没有给我翻译。后来,玛利亚·索老人又冲我喊着什么。何英军告诉我,老人家在喊我吃饭。玛利亚·索是营地的最长者,1929年出生,被尊为“部落酋长”,不仅在山上,即便在整个鄂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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