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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社时期，他被拥为队长。１００多村民，都服气他。他比当年给地主“打头”时还卖力气。“土改”时分到的土地马匹归了公。除了房子，他又一无所有，他没有怨言。１９５６年，他又和大家奔向了高级社。

１９５８年，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公社成立了。他相信公社书记的话：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修水库挖水渠，他挽起裤腿，就往冰碴子的水里跳，他盼望早日实现书记的话。后来，公社号召大炼钢铁。农民不种地，干工人的活，他眼睛瞪得溜圆还是糊涂。看着耗费成千上万人几个月时间，炼出来的一块块除了扔掉没有任何用处的蜂窝钢，他更加糊涂。那年秋天分全年的口粮：每个劳动力５斤小米面，每户两袋子苞米面，还有一些甜菜缨子、白菜帮子以及一些谷糠。乔维业心里明白，要挨饿了。那一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吃菜团子喝稀糊糊，人人都面黄肌瘦。

村民吃饱肚子还没有几年，“文革”就开始了。革命委员会下派工作组到村里，整天要求斗地主斗富农批“林”批“孔”还批“走资派”。乔维业心里清楚，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批斗出来的，没有粮食，还得像当年那样挨饿。他死活坚持辞掉了队长的职务，三更草五更料地给生产队喂牛马，把那牛马伺弄得膘肥体壮。只要乔维业一到牲口棚，它们就冲他叫个不停。

１９８３年，分田到户。乔维业再一次分得了土地。他又扛起当年的老锄头，下地了。那年，他已经７３岁。

他共有５个儿子，１４个孙子，９个曾孙子。这些，都是他的宝贝，除此之外，还有伴随他一生的锄头，他喜欢边搂在怀里用结满老茧的双手抚摩，边看曾孙子骑着小自行车小燕儿一样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

最后的酋长（1）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４天的半夜，玛利亚·索的营地。

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激烈的吵嚷惊醒，我翻身摸刀。这时，柳霞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我似乎听到她在喊：“舅舅，有人冻伤了！”我忙问：“谁冻伤了？”在这零下４０多度的苦寒之地，每年醉酒冻死冻伤的大有人在。还在喝酒的何英军不慌不忙地说：“是有人喝醉动枪了，李哥你睡吧，没事，让我去收拾他们这帮小瘪犊子！”他是玛利亚·索的老儿子，也是帐篷里长辈。我倒头就睡。我清楚，到了大山林，一切由命。帐篷里外都有半自动步枪，每个枪膛都顶着子弹；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猎刀，每把刀都锋利无比。

不一会，外边传来厮打声，转瞬之间，又恢复了黑夜一样的沉寂。过了几分钟，何英军回到帐篷，他问我冷不冷，然后平静地说：“没事儿了。”又继续喝他的酒。我问何英军几点了，他说，放心吧，误不了事儿。他们承诺，次日领我上山拍摄驯鹿。看看他们醉眼朦胧的样子，再看看大半桶白酒，我真的担心起来。

他是从中午我来的时候一直喝过来的，他的舌头，早已发硬。他不时地放下酒瓶子，往炉子里添加木头，尽管外边是零下４０度左右的严寒，帐篷内还算温暖。我记得自己是在傍晚时分醉倒的。采访完玛利亚·索老人之后，维佳赶紧把自己珍藏的１０斤白酒，拿了出来，热情地请我喝。何英军也张开双手，邀我同饮。我知道那酒是维佳准备过年的，就连他的姐姐柳霞也很难从他的手中要出一两酒来。我盘腿上床开怀畅饮。跟猎民交往，需要用心换心，他们憎恨虚伪。玛利亚·索老人怕我饿着，又让她的儿媳为我送来连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方便面还有面点“格列巴”（馕）。玛利亚·索老人一辈子都在山上度过，是猎民中惟一不会说汉话的老人。两大碗酒下肚，我头晕目眩，打过招呼，就和衣倒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了床，我担心的场面果然摆在了眼前。他们都醉卧床上，横七竖八。柳霞自告奋勇，拉起失望呆立的我奔山上走去。积雪没膝，行路艰难，柳霞连续摔了几个跟头。我连忙拽着她回转。她说找不到驯鹿，多丢人。我知道，当年，她醉酒把腿摔断过，至今还打着钢板。我硬是拖回了她。直到中午，大家才陆续醒来。维佳从他自己的帐篷中走出，他的鼻子上粘着胶布，柳霞说弟弟的鼻子被舅舅踢塌了，弟弟嘱咐她不要告诉我。这时，玛利亚·索老人直奔维佳，抬手就是两巴掌，维佳不躲不闪，只是冲她傻笑。从表情上看，玛利亚·索老人似乎很生气，她好像在骂维佳。我问何英军，他没有给我翻译。后来，玛利亚·索老人又冲我喊着什么。何英军告诉我，老人家在喊我吃饭。玛利亚·索是营地的最长者，１９２９年出生，被尊为“部落酋长”，不仅在山上，即便在整个鄂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