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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许多严重的问题。当年鲁迅先生就曾经针对由激情唤发起来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运动易于陷入“非理性”，而提醒“点火的青年”，一定要对群众“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更是一再地呼吁，不要“赤体上阵”，“虚掷生命”，对轻言牺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空谈》）。充满政治激情，而又毫无政治经验的、不成熟的年轻学生，在复杂的###中，是很容易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这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那据说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点火的作用的。现在已经清楚，这一切都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问题更在于，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北大人，甚至那些暴行的制造者的多数，都是怀着巨大的政治激情的。这是不是可以说，人的内在激情被唤起，如果同时诱发出人的本性中的恶，又陷入非理性的放纵，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呢？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从不同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我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北大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政治参与热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走向否认政治参与的另一极端；如前文所说，这种参与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要在这样的参与中注入更多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更要强调参与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怀疑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将大学的政治参与真正建立在学理的研究的基础上，等等。本书收入了有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部分回忆与反思，作为对那位贵州边城的朋友文章里的呼唤的一个响应；希望能够引起北大人与关注北大命运的朋友们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我们“走近”北大，就不只是观赏校园风景、闲听文人轶事，还能多少掀起点心底微澜；我这半个多月以来冒着酷暑编书的辛苦，也算是有了代价。

——但愿如此吧。

1998年8月23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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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1）

近年时有朋友谈及大学人文精神丧失，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我因此而想起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经过热烈讨论，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故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这一项，此议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项重要议案是拟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474—475。

此事发生在1912年，即本世纪初。处于世纪末的我们今天看来，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观”与“美育”，后果不只是“奇”而已，简直是埋下了祸根的。

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说的是，蔡先生提出的两项提案是有内在联系的，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君主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以为全国教育改革扫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报告开会宗旨时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国民与受教育者从“服从”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废止祭孔，自然是因为要避免思想“定于一尊”；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也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