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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常设机构、唐时还在主要商道上设置关卡，并对市集进行严格管理以从中征税并控制商业贸易。

唐代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负责制订国是，发布浩令，中书省是百官权力的中心，它对尚书省发来的浩令进行审核，因此对皇权具有牵制作用，门下省为执行机关。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确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权力能够互相制衡并协同工作、尚书省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续到了20世纪才退出中闰历史的舞台。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

长安不仅是大一统唐帝国的中枢，也是它的象征、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也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首都。当时长安市郊人日总数已达l96万人，长安城的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　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　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　妙法莲华经》　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　mandala　；　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