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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还学过人体解剖和拔牙等。

在荷兰，他的老师在一张证书上写道：“彼得下士深入学习了解船的技艺和绘制平面图的要领。我认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位炮兵上校在证书中肯定他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名技术全面、专业精通的熟练炮手。”由于他的苦学，结果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证书。后来人们才大吃一惊，这个“下士”原来是俄皇彼得一世。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曾发生过，例如康熙皇帝向汤若望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知识；同治皇帝通过谭嗣同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曾国藩向欧洲学习造船技术等等，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学习对他们的重要性。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社会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学”。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资公司总裁黄鸿年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会大学”里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黄志源和黄鸿年兄弟俩登上远洋巨轮，挥别了家人。一个星期后，兄弟两人在广州上岸，11月初抵达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黄鸿年则被送到小学插班念六个月六年级，先熟悉环境、打好基础，然后才到汇文中学继续求学。

不过，黄鸿年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的学习实际的人生经验。黄鸿年在内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刚好是新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时，黄鸿年正在北京汇文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该年8月及9月，毛泽东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插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这盆水我须先用来洗脸抹身，然后用来洗头，最后再用来洗脚，所以是“一水三用”。

“当时我们每天的菜钱是两分钱，刚好可以填饱肚子，过年时才能吃到肉，不过每个月我会设法回北京一趟，那时我父亲还定期汇钱给我，我可以在城里吃顿好的，补补身子，在北京饭店吃碗热烫烫的馄饨只需一块人民币，一个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块人民币。”黄鸿年说，“可是这已不再是物质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使人难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实简直是“千辛万苦”。

在印尼望加锡时，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黄鸿年也非娇生惯养之辈，可是家境总算是渐渐好转，属于“中康”阶级，还好，在中国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黄鸿年在汇文中学的老师徐绪标就回忆说：“黄鸿年那时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好打不平。原本华侨子弟毋须上山下乡，但他主动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回想当年停学下乡干活、向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学习，黄鸿年有无限感想，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浪费青春，我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我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给我的打击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灭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里越矛盾，也越难受，挫折和痛苦久久无法挥去。”黄鸿年最后决定带着千头万绪的心情，离开无时无刻不在批斗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写信给周恩来，热切表示我要尽快回到印尼。几个月后，当局批文发了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个高潮，没有人可获准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在那时候是不是惟一一个获得特别批准离开中国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获准离开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极少。”黄鸿年说道。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也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