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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一名空军上尉死于越南战争。最后轮到我引荐总统。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开始讲话说，“用手抚摸着我那久已离开人间而又令我永不忘怀的朋友的名字时，总会感到心灵深处的震颤。我们在这里是要悼念历次战争中的死难者，但值此时刻我们要特别医治越南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创伤。”我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以这种心态和信念努力完成我们正从事的工作，治愈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吧……”作为一名现在仍服现役的越战老兵，我最后说：“现在我向你们引荐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尔·克林顿总统。”

总统讲话时掌声压倒了嘲笑声。我敢肯定，这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努力。会后我们驱车离去时，我发现他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边说边笑出声来。他抽出一张讲话提示卡递给我。上面写着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话。“不过，你引用更合适，”他说，“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为自己开脱的味道。”

我接受邀请，准备于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发表演讲。我的一位助理说，50年前的这一天恰好是温斯顿·丘吉尔给哈佛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想到这一点，我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决定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当前冷战后时期这两个历史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过，我预先得到警告：届时我会面临哈佛大学的男女同性恋者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脑子里想着其他东西。

那天哈佛校园里2。5万人的队伍中，有几百人升起了气球，上面写着“取消对同性恋的禁令”。当我站起演讲时，发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声，但更多的是欢呼声，特别是前面几排，那儿坐着回校参加毕业50周年聚会的43届毕业班校友。他们出席会议使我很感动。他们年轻时曾听过丘吉尔演讲，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

我颂扬了参加过上次“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的光荣的老战士。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谈到目前的争议。谈到美国军队的社会问题时我说：“我们曾被种族主义、吸毒、‘尾钩’①丑闻等社会问题所困扰，我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对军队中有争议的同性恋问题也将找到解决办法。”在我讲话时，台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转过身去表示抗议。但是到最后，男女同性恋队伍中不断发出的喊叫声被阵阵掌声所淹没。

①尾钩一词原出于越战期间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附近的库比岬美军军官俱乐部的“尾钩酒吧”。美国飞行员安装了一个座椅弹射器，弹出酒吧门口时，座椅里的人要把一个尾钩钩在一根横拉的钢丝上，否则他就会跌入水池里喝水。美军后来用它来戏弄妇女。于是“尾钩”就成了美军性骚扰的代名词。——译者注。

那年夏季，我们开始把在索马里的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打算只留下约4200人支持联合国行动。当时，索马里人显然感到缓过劲来，又有劲互相残杀和杀戮他们设想的任何敌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领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随者与联合国部队发生了枪战，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国督促下，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追捕杀人凶手。美国高级决策人并未进行认真的讨论，便将这项措施付诸实施，这样就把在索马里承担的义务从“建国”扩大到追捕索马里酋长。任联合国特使的美国退休海军上将乔恩·豪悬赏2。5万美元，要艾迪德的脑袋。豪、联合国部队司令土耳其中将切维克·比尔和美军指挥官汤姆·蒙哥马利少将都要求美国派武装直升机和AC—130攻击机进攻索马里据点。

我支持这一要求，总统也批准了。但是当联合国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我们派精锐的“三角洲”反暴部队去抓获艾迪德时，我拒绝了，阿斯平和中央总部司令乔·霍尔上将也不同意。在居住拥挤的摩加迪沙搜寻艾迪德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使冲突带上个人斗争性质，越来越深地陷入索马里古老的部族冲突。我试图对我们承担的愈来愈广的义务进行审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士兵开始有伤亡。8月底，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战场司令官反复提出的请求，向阿斯平建议派遣“别动队”和“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后来我对这一建议感到后悔。

4月14日至16日，前总统布什访问科威特，在那里他显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