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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领悟了因我的工作给她以及整个家庭带来的各方各面的冷落和懈怠，进而产生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凭心而论，从形式上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但实际上我为这个家庭又做了些什么呢？家务事我从没有动过手，孩子读书的事我也从没有过问过，就是晓红前年阑尾炎做手术，我也只是在她的病床前守了一个晚上，其他六天时间都是由我的母亲负责照看的。至于她的喜怒哀乐我从没有仔细分析探究过，更谈不上关心。虽然种种的不是，不能一概归咎于我的冷漠或者是自私，但是，有时候我也是习惯性地以种种不是理由的理由回避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一习惯的，虽然我自知这样不好，但我却怎么也改变不了。所以，她时不时抢白我两句或者无端地对我发一通脾气，我认为是应该的。如果我对这点儿都不能忍受和原谅，那就不是我的个性了。既然我不能为她分忧解难，就应该允许她向我发火，向我抱怨。

将水在炉子上烧着后，我在卧室里拿了一床毯子盖在晓红的身上。虽然已是深春了，但到了晚上天气还是非常凉。作为自己的老婆，晓红的性格我再清楚不过，她是一个有主见并且有能力的人，只要是她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她绝对会自己去解决，除非以她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想以前她自己的工作，女儿就读的学校，家庭里各色各样的琐事，哪一件不都是她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呢？我虽然背了一个家庭主心骨的名声，但只是徒有虚名，在家庭里真正起主心骨作用的却是她。同时，晓红的性格也是外向型的，内心有什么想法，从她的脸上或者言语上一眼就能猜出个*不离十。所以，从今天她的态度来看，她肯定又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

我的猜测没错，这不，我端了把椅子在她面前刚一坐好，她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原来今天下午，她们毛巾厂的厂长找她谈了话，厂里效益不好，要裁减一批人员，她也在被裁减人员之列。

“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我在厂子里的质检工作比谁都做得好，为什么非要裁我呢？”晓红一脸委屈。

县毛巾厂在我们县里是数得着的大厂，全厂职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前几年效益好，大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希望能占着一个位置，多拿几个钱，就连陈兴旺的大儿媳妇都是在毛巾厂里上班，听说是专管财务的副厂长。试想想，若效益不好，张兴旺会将他的大儿媳妇安置在这个厂子里吗？但这几年受国际纺织品市场的影响，毛巾厂的效益每况愈下，前两年还可以苟延残喘，奖金什么的虽然不敢奢望，但工资还可以拿到手。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厂子里竟连工资都没钱发了，每个月只发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权当工人们每个月的生活费。眼见着这毛巾厂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动员晓红能否换一个工作。当时也有一个好机会，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在八分山那儿投资一千多万元办了一个水泥预制品厂，缺一个会计。当时我是权衡了一下的，觉得晓红有会计证，做那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对她一讲，她竟一口回绝了，她说毛巾厂还没有垮，这时候跑出去，别人会骂的。我知道这是妇人之见，但也没办法，只得由她在这个要死不活的厂子里继续干下去。现在倒好了，虽然自己不想走，但别人硬要将她扫地出门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也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试想想，晓红原本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若真的被毛巾厂扫地出门，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呆着，肯定会憋出病来。再则她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若自己辞职不干了，在脸面上还过得去，若被别人强行扫地出门，在情感上她确实接受不了。将她弄到预制品厂去吗？老话说的，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谁知道还有没有闲置的位置呢？我是绝对没有把握的。

“那陈厂长只是找我谈了谈，并没有将话说死，他要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晓红从沙发上坐起来，一脸困惑，“其他人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不要上班了，但他为什么不对我说死呢？将人搞得糊里糊涂的。”

我忍不住一下笑出了声，说：“你的脑袋怎能就那样简单，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晓红越发糊涂。

“他是提醒你得打点打点一下。”我只得将话说明，“你们陈厂长，也就是那个陈大麻子的德性你还不清楚吗？”

晓红想了一下，好象醒悟了，恨恨地骂一句：“那些当官的没有一个好的，只要有丁点儿权力都会想办法捞上一点点。”

晓红说得没错，想*年晓红调到毛巾厂时，那陈大麻子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