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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肩上一个刺身军记依稀可见。此时的他，两腿瘦削，青筋暴突，战争中受伤的左膝，因关节炎而致残。他拄着拐杖走路。一副宽厚的脸膛被太阳晒得粗糙不平，胡子坚硬，下颚微突，使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自负。他的左耳朵上夹着一根香烟，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他脚穿胶底鞋，头戴一顶旧布帽子。从他身上穿的那套褪了色的棕色制服看，他是一个工人。他也确实是一个工人。

爱迪的工作是“维修”游乐设施，实际上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每天下午，他在公园里巡视，检查每一项设施，从“漩涡激流”到“黑管历险”。他四处查看，寻找断裂的木板、松动的螺栓、损耗的钢筋。有时，他会停下脚步，两眼呆呆地凝视前方，过往的游人以为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只是在聆听，仅此而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说，他能在这些机器的哼哼唧唧中听出问题来。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五十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巡视“红宝石码头”。他经过一对老夫妇身边。

“伙计们，”他嘟哝了一句，手触了触帽沿。

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游客们认识爱迪，起码常客认识。年复一年，他们都会在夏天里见到他，那是一张会让你想起某个地方的脸。他工作服衬衫的胸口上有一块补片，上面写着“爱迪”，下面是“维修部”，有时，人们喊他，“你好！爱迪·维修部”，他可从来没觉得滑稽。

今天，碰巧是爱迪的生日，八十三岁生日。上星期，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爱迪从来没听说过。他过去身体强壮得可以一手举起一匹旋转木马。但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爱迪！”……“爱迪，带我！”……“带我！”

距离死亡还有四十分钟。爱迪走到排队等候疯狂过山车的人们前面。每座游乐车他一周起码坐一次，他要知道刹车和行驶都稳妥才放心。今天的节目是过山车——他们管这个叫“魔鬼过山车”——认识爱迪的孩子们嚷着要跟他坐一节车。

小孩子们喜欢爱迪。十几岁的少年不喜欢。少年们让他头痛。多年以来，爱迪估计，各式各样无所事事、出言不逊的少年他都见过了。但是，孩子们不一样。孩子们看着爱迪——他翘着下巴颏儿，总像海豚一样咧着嘴微笑——而且他们信任他。他们被他吸引住了，就像冰冷的小手伸向火焰。他们搂他的大腿。他们玩弄他的钥匙。爱迪通常只是哼哼，从不多言。他估计，就是因为他话不多，他们才喜欢他。

这会儿，爱迪用手拍了拍两个反戴着棒球帽的小男孩。两个孩子冲到车厢前，跌跌撞撞地坐了进去。爱迪将拐杖交给疯狂过山车的候车员，然后慢慢地放低身子坐进两个孩子中间。

“开车了……开车了……”一个孩子尖声叫着，另一个孩子把爱迪的手臂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爱迪把安全杆放下，压在他们的腿上，咔哒—咔哒—咔嗒，他们朝上面开去。

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到处流传。当爱迪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在这码头边长大，有一回他卷进了一场巷斗。皮肯大街上的五个孩子把他的哥哥乔堵住，要揍他。此时爱迪正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坐在门廊上吃三明治。他听到哥哥在大叫大嚷。他跑进巷子，抄起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后，乔几个月没搭理他。他觉得没脸面。乔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子，然而出头打架的却是爱迪。

“再坐一次行吗，爱迪？行吗？”

还能活三十四分钟。爱迪抬起安全杆，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根棒棒糖，拿回他的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修理车间，避开暑热凉快一下。如果他知道死亡将至的话，他也许会去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照例忙活他每天做的那些乏味事，好像世上所有的日子依然会到来。

一个身体瘦长、颧骨突出的年轻人正在一个溶解池前，把一个轮子上的油腻抹掉。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人。

“呦，爱迪，”他说。

“多米，”爱迪说。

修理车间里有一股锯屑味。低垂的天花板和挂满了钻头、锯和锤子的木板墙使车间显得昏暗狭窄。游乐设施零配件随处可见：压缩机、马达、皮带、灯泡，还有一个海盗脑袋的天灵盖。靠墙堆成一垛的是装在咖啡盒里的钉子和螺丝，另一面墙前堆着成桶成桶不计其数的润滑油。

润滑游乐车的轨道，爱迪说，跟洗碗一样不需要动脑筋；惟一不同的是，你本人会越干越脏，而不是越弄越干净。这正是爱迪干的活：抹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