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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玩个大逆转，刘邦要夺取最后胜利恐怕也要艰难许多了。

结果项梁听从一个叫范增的老伯伯的建议，和雷刚一样，找出来一个放羊娃领导革命。这个放羊娃姓芈（音米）名心，是窝囊废楚怀王的孙子。老楚怀王让秦王和张仪欺负得不成人样，所以范增认为“楚人怜之至今”，可以打悲情牌，得同情票，而且别有用心地将芈心也立为“楚怀王”，目的是“从民望也”。

项梁给芈心最初的定位很清晰，说好听点儿是虚位领袖，革命象征，说难听点儿就是一个傀儡，捏个泥胎，仅供参拜使用。没想到后来这尊泥胎得了灵气，还真没把自己当傀儡，开始拿起架子号令群雄了。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找个名义上的“共主”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起码可以获得暂时的团结，保证结盟不致马上崩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利于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但是仍然有个问题：当时已经有陈胜称王，后来有赵王、齐王，张良游说项梁，把韩国的遗族韩成也封为了韩王。当时的革命阵营，也许是出于对秦始皇的痛恨，也许是不愿意或不屑侵犯始皇帝的知识产权，对“皇帝”两个字居然视而不见。楚怀王后来封魏豹为魏王，霸王更是大封诸王，后来的汉王刘邦也封韩信为齐王，“王封王”一时蔚为大观，整个乱套。

这种乱套绝不是官爵级别搞不清这么简单，而是革命家们对新秩序缺乏描述能力导致的一种混乱。到了后世，谋反的、造反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门儿清，最后的终极目标就是登基称帝。

有意思的是，项梁、项羽叔侄都不大注重名位，项梁已经有权力封别人为王，自己却只得到个“武信君”的封号。项梁战死后，楚怀王马上封一个什么魏豹为魏王，而只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封刘邦为武安侯，离王还差一截。项梁是自己打天下，在茫茫人海里把个姓芈的“狗狗”“摆渡”出来。自己扶植的傀儡，给自己的待遇这么差，难道项氏真的不在意吗？你看人家曹氏和司马氏，虽然做的是汉家、魏家的官，但都是“封王”，“加九锡”，“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待遇那是相当高。

项梁死后，楚怀王从虚位的天下“共主”，好像变成一个掌实权的领袖了，他开始扶植其他势力，如封魏豹为魏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位在项羽之上，明目张胆地削弱对他有恩的项家的势力。看来，这位放羊娃的血液里还是有王者的DNA。

立怀王，始作俑者是范增伯伯，这位老爷子，在高皇帝的评述中，是张良、萧何、韩信一流的人物，也是超级男生，但这个策划险些让项氏沦入不复，后来项羽不大听他的计策，恐怕也和这事有关。

权阉标本

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75～276页

赵高的行状，演绎了一个权阉接近权力、觊觎权力、谋取权力、滥用权力的全过程，极具标本的价值。中国历代旦要言及阉祸内乱，一般都从赵高始。

中国的所谓“封建时代”，皇帝专制一以贯之，各个朝代或有些许差别，但君权至上是几千年的共同特征。君权至上并不排除权臣、外戚、宦官专权，法定的皇帝大权旁落，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但是，不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什么垂帘听政，不论是权臣辅政，还是皇族摄政，抑或什么“仲父”、“亚父”越俎代庖，他们行使的仍然是皇权。其他人分享皇帝的权力，没有一丝现代意义上的制衡和约束，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反而，因为名不正，言不顺，皇权旁落之时，也往往是政局动荡不安之日。皇帝在位掌权，就像今天的私营企业，他再差劲，按正常的逻辑推断，也会对自己的祖宗江山负责，对自己公司的资产负责；而其他人代理，就有点儿像国有企业，他再优秀，人们也会怀疑他有私心，不能对公司资产负责，也同样不能对皇家的江山社稷负责。

赵高是否是以自己的才能得到秦始皇的赏识，我没有仔细研究，不过好像赵高和后代专门在宫廷侍候皇帝的太监不尽相同，而是一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