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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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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风采（1）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前下乡、回乡的知青11人，“###”中下乡的知青23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人民日报》，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隽、程有志、鱼珊玲、蔡立坚、孙立哲、辛温这样早已闻名遐迩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无闻的后劲新秀。大多数代表的名字对全国知识青年来讲还是陌生的。

座谈会的高潮在26日。这天下午，###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将知识青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归结为四条：（1）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2）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进步。（3）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为人民创造了财富。（4）向农村传播了知识。他也批评了知青的返城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发74号文件也承认：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次的公开表态则很明确，即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成绩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联系到当时返城风越刮越猛的社会背景，对座谈会的召开和所要突出的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报载，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并再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激动不已。她径取自己的名字自喻，表示“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的文化底子比较厚，思路也就显得独出心裁，她竟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个好孩子”。按照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