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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斤，只给他190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1961年10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党太和地区###司令部”，成员20名中，就有青年19人，其中有9名是回乡知青。

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子”。《###广西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年第14期。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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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唯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余波

“###”狂飙于1966年6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1966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爆发的6月，就有6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年6月11日。。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当月，还有800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天津日报》，1966年8月2日。。直到12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会青年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