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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出资相匹配资金的情形），12　我们“狭窄地框定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孤立地解释面临的选择，尽管我们最终实施所做选择时要将它们当做一个整体对待），以及“沉没成本”对我们的将来决策产生过大影响。

为有助于解释这些观察结果，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文献力求应用某些影响市场行为的心理特性，并为之建立模型。13　譬如，这些研究文献考察了投资者受自信、乐观、信念惰性以及对市场武断思考所形成的锚定效应影响的程度。这些文献也辨识位于“感官自动操作与理性刻意操作”之间的中间过程。14

我们多数人大概会认识到自己至少对这些影响因素之一具有敏感性。行为金融学对这些行为的解释不同于本章前面提及的“市场失灵”的传统见解，因为“非理性行为”可以在信息完全和可能从“重复游戏”（即同一现象的多次再现）中学习的情况下出现。具体说来，这些解释利用了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

考虑到本书关注的焦点，让读者注意到还有一个行为金融学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即是“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15　…也就是说，投资者在卖出价格已跌至自己买入价以下的资产时往往迟疑不决。的确，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真正成功的投资者，比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比尔·格罗斯，提醒同事说，要警惕人类具有的紧紧抱住亏损投资却卖出已赚钱投资的倾向。行为金融学表明，处置效应在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均值回归持有过度而扭曲的信念，这种信念因对投资决策进行狭隘框定而得到增强。这也与沉没成本效应有关。

这些解释因关于我们大脑各部分如何协同工作的见解而得到补足。16　神经科学研究者会给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解释，我们的大脑发展逐渐经历了一个街区构建（building　block）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然演变的过程中，新设施添加进已有设施。正因如此，我们的实际行为和决策会受到大脑不同系统的合成驱动，而有时不同系统会受制于固有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结果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举出一个经常存在于中枢边缘系统（你们多数人和我会称之为“情感大脑”）与额叶前皮质（“分析大脑”）之间的冲突。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是行为金融学领域的一个开拓者，因出版《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国际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对上述观点做了很好的总结：“人类的头脑强大得不可思议，它可以进行令人眩晕的计算，但有时也很愚蠢，会犯下低级大错。”17

变化很难，诚不足怪

如果你对科学研究的细节及其在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真正感兴趣，你应该参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类地方已进行的有趣研究。这些机构的研究包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术（MRI），评价大脑在处理即刻报酬与延迟报酬之间的选择时如何工作。18　对于我们这些不专门做这类研究的人来说，可以带回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研究发现：我们辨认和快速适应结构性巨变的能力会受到很多顶头风的阻击，而这些顶头风均行进在传统的“市场不完全”观念之外；这些顶头风与一些基本的关于我们大脑如何运行的因素有关。的确，在出现前面讨论的异常现象的情况下，投资者大脑的分析部分可能会非常拥挤，因此而相当容易地为情感部分所征服。

碰撞　第三部分（10）

这些见解也涉及人们思想有限开放和缓慢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现象。的确，结构性变化落在很多人的舒适区域之外。毕竟，按照定义，这些变化很难识别，因为我们趋向于使用后视性思考框架。反过来，延迟识别变化又放大了变化造成的混乱。

2007年10月，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典礼上，谈到大学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大学在强调教学之外还强调研究，根据大学的定义，其固有的目标在于扩展知识。而知识的扩展必然对先前的知识、已有的权利和普遍的看法带来某种类型的变化。

在10月那个有风有雨的一天下午，数以千计的人站在哈佛校园（Harvard　Yard）倾听福斯特校长发表就职演讲，她让我想到变化来之不易…甚至对一所大学来说亦是如此。下面是她的一段有关变化的演讲词：19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一种求变的文化，甚至是不守规矩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所在。教育、研究和教学总是关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