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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她的再一次发作，在她回家的时候，我们仍会感到些许的轻松。

我感到我们正是在这种从轻松到恐怖，从短暂而珍贵的幸福到筋疲力尽的混乱中度过了1992年。我已经无法记清这一年的确切日期，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是不停地从一个波折跑到另一个波折，每次都感谢上帝没有给我们更坏的结果。我告诉自己每个争取回来的月份都是对不幸和对夏安身上的魔鬼的胜利。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些赢来的时间归因于上帝的庇护。

在1993年初，夏安得到了法院不予受理的宣判。她终于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她想去见她的父亲。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她去洛杉矶了。马龙那时已经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瑞兹生活在一起，并且即将有第三个孩子。他会如何看待夏安的到来呢？他大概无法忍受她的发作。在短短几个星期后，我听说他把她送去了旧金山的一家专业诊所……

夏安在这家诊所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我们感觉生活重新开始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流泪。因为我知道在旧金山的这段时间是她生命里的最后光阴。在她回到塔希提之后不久，她再次自杀。这次，她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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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6（2）

她在旧金山经历了什么事？她遇见了什么人？她有没有过幸福的时光？那里的医生如何？夏安走后就音讯杳然，对离开我们的这两年时间只字不提。如果马龙知道点什么，他也是守口如瓶。他这时已不给我打电话了，而我既不想对他说什么，也不想见他。在两年中，夏安只给我打来两三次电话。我只记得其中的一次，那是在1994年的二月。我们在电话中谈到了她的生日。在她满二十四岁生日的那天，她希望她的爸爸能来看她。但马龙在犹豫之后没有来。他派米可替他来，还有他的一个女秘书。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参加他女儿的生日。她恨他吗？我听见她大笑，我不知道在这笑声中隐藏着什么。是嘲讽？痛苦？还是失望？我真的对夏安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当我在博拉博拉为我妈妈祭坟时，有人来告诉我说夏安从美国坐飞机明天就回来。在我祭奠母亲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我像是一个上帝的信号，一种安慰。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福。当我想到很久没见到她的图其该怎样惊奇，想到夏安见到快认不出来的儿子也会同样惊奇的时候，我的心深深地感动了。

当她离开的时候，图其才两岁。现在，他有四岁了。在他的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他逐渐克服了那个故事的阴影。这是一个脆弱、受伤、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我希望夏安能向他解释她的回来，安慰他，给他爱。尽管他经常问起妈妈，她什么时候回家？但她在他心目中仍能引起恐惧。

我们在海关的柜台后面等待着她。我立刻从她的脸上觉察出她状态不好。她的大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亮闪闪的，好像她想抓你，把你撕碎一样。图其，妈妈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没有任何表情。哦！上帝，不要！不能这样当着图其的面，不能在这里，不能在这第一天……图其或许也意识到我的紧张，我感觉他的小手在我的手心里缩成一团。重逢的喜悦在顷刻间消失殆尽。她走过来，用一种蔑视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一样。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在凝固，从前的恐惧席卷而来。但是，我仍装作若无其事地面带着微笑拥抱了她。我的宝贝，旅途愉快吗？她的目光似乎在搜索着什么。她显得魂不守舍，躁动不安。飞机是在傍晚时分到达的，这时已经是夜里了。把她带回家妥当吗？我是否应该立刻给阿尔贝托或特赫图打个电话呢？我飞快地想着这些问题，我看到夏安非常躁动，图其变得沉默不语。

不，我们必须离开机场，我不能让她在那里围着我们转来转去。算了吧，我还是回家以后再打电话。图其爬进汽车的后座。夏安坐在前面，我的旁边。我感觉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接近发作的边缘。我害怕了。当我们开着车离开停车场，沿着海滨开往普纳奥亚时，天已经漆黑了。这条路上的车总是速度飞快，我在平常的时候都是忐忑不安。这天晚上，我感觉我们简直是在驶向一场灾难。如果你慢慢地开，就不会有事的。我握住方向盘，开得很慢，尽管后面的车不停地按喇叭，晃动车灯。我的整个右侧都在监视着夏安的举动，仿佛我的身体上插满了微型天线。我的另一只眼睛通过后视镜看着图其。现在，我必须说点什么，找到能让她放松的话题。我说：阿尔贝托会来我们家，我告诉他你要回来……她听见了吗？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