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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手术能在洛杉矶进行。但是，手术还能等上三天的时间吗？可以，他已经咨询过了，他正在等我们过去。他只是同意帕皮提的医生把他女儿的耳朵包扎上。

在车祸发生的三天之后，我们全都飞去了洛杉矶。夏安是躺着旅行的，还带着一位医疗护理。周围是她所爱的人，达格、特赫图、迈米提、拉亚图阿和我。在我们下飞机时，一辆救护车等着我们。

在我们到达的时候，马龙已经等在诊所了。我忘不了他的目光……他亲吻女儿的手，我看见他起身的时候，眼里充满了泪水。夏安被安排进了病房，在整个旅行中一言未发的她突然用她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我想你们能睡在这里，两个人，在我旁边。直到今天，我仍在想夏安的痛苦是否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概括呢？让父母复合，睡在他们身边。在她死后不久，当我们都深深地陷在痛苦之中的时候，我有一天曾对马龙说：夏安，她只是希望我们能相爱，马龙，我觉得这才是她的病因所在。当她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那么的幸福……说完，我向马龙道了歉。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留在了她的身边。

第二天，美国医生对夏安做了手术。手术持续了十二个小时，医生们出来的时候对手术结果颇为满意。他们恢复了已经塌陷的从嘴角到眼眶的部分，而且不会留下明显的疤痕。

夏安的脸得救了，但我们能为她的心灵做些什么呢？这次事故会为她的精神状况留下什么影响呢？看着她慢慢地恢复了活力、光亮和微笑，我们默默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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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3（3）

达格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夏安，我看见马龙有时和他在谈话。他们谈些什么呢？我发现马龙认识达格的父亲，因为后者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我在拍摄《叛舰喋血记》时的经纪人雷奥·朗戈马兹诺的表兄。马龙和达格的父亲同样也是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认识的。当时，这个人在当地身居要职。

夏安痊愈以后，我们全部回到了塔希提。对达格而言，这次事故是一个深痛的警告。我希望他们从今以后能相互帮助，共同建立一种更稳定的生活，因为他们确实真正地相爱。

1989年的秋天，在濒临死亡的四个月后，夏安告诉我她怀上了达格的孩子。她年仅十九岁，她应该继续她的学业，掌握一门职业。然而，在经过这可怕的几个月后，我看出她随时可能陷入疯狂之中，所以这个孩子就如同我们在经历过一夜的恶梦之后重新见到的阳光。如果这个孩子可以让夏安恢复正常呢？如果达格在第二次做父亲之前，终于意识到他作为男人的责任呢？我在心里为这个孩子感到高兴。上帝在一度抛弃我们之后，似乎又给了我们一线生机。

然而，怀孕并没有使夏安平静下来。很快，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她又在帕皮提的街上、咖啡馆里滋事。她莫名其妙地骂人，甚至打人。人们给我打来电话。一些不知道她生病的人为了自我保护，将她推倒在地，这令我非常担心。美国医生曾强调她的脸部以后会非常脆弱。她必须保护它，避免碰撞和击打。然而她做的正是相反的事……

于是，我习惯于谨慎地跟在她的后面。我想只要她不离开我的眼睛，她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我打听她要去谁家，然后我打电话确认一切是否正常。即使是我从没见过的人，他们也理解。他们告诉我别担心，她非常的安静，一切都很好。或者，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如果有问题，我给您打电话。

在夏安怀孕三四个月的时候，马龙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我感觉他心事重重，但和以前一样，他什么也不说。每次我谈起夏安的病，他总是冷淡地回答他的女儿没病。马龙，你不和女儿一起生活，或许你不愿意看见，但是，夏安的确病了。——没关系的，她会好起来的。

我感觉自己非常地需要马龙能承认女儿的病，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的焦虑已经让我几近疯狂。我不愿再独自承受这一切，于是我安排精神科医生到家来与马龙见面。在这次会面以后，马龙同意陪我和夏安去医院。他对医生的诊断怎么认为呢？我想医生的话让他陷入了他二十岁时经历的忧虑，那时自我毁灭的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起他的母亲有怎样的忧郁。三年之后，他在自传中也同样写到过。

在我来到纽约的几个月后，我母亲来找我们了。……我的父母再次分开了。……我的母亲曾许诺戒酒，但她无法信守诺言。一切很快又和在自由城和在埃瓦斯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