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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的父母确实恨我们。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两个月，他们决定不能信任美国的法庭，而向帕皮提的法国法院提出了诉讼。一九九零年八月九日，达格的父亲在《巴黎竞赛》杂志上指责我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夏安回到塔希提一事，他的回答令人害怕：我怎么看待？她的父亲和她的律师们把她遣送回去，不让她参加在洛杉矶的诉讼前听证会，她就没机会反驳她哥哥的证词。这是在遣送一个关键的证人……事实就是这样。她在塔希提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对我们的挑衅。

他还说：马龙·白兰度亲自导演了一个剧本，让人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他只是在电视的镜头前宣扬他儿子的无辜而已。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做法。我的儿子在他家里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成了最纯粹的牺牲品。

最后，当记者问到他对法国法庭的期待时，他回答：寻求进一步的真相，让事件更透明。在达格遇害的时候，有四个人在白兰度的家里：马龙、塔丽塔、夏安和克里斯蒂安。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谁开的枪？是夏安，还是克里斯蒂安？是马龙策划让克里斯蒂安担任杀手的角色吗？在达格死后几分钟，夏安和克里斯蒂安坐在一起，克里斯蒂安搂着他妹妹的肩膀，而夏安泪流满面……这是重要的一点，他们中到底是谁开的枪？从一开始，他们就努力让我们认为克里斯蒂安是唯一的杀手。但这必须得到证实。夏安做了些什么？美国法庭以物证为根据，却掩盖了犯罪的动机。我希望，法国法庭能找出这些动机。

夏安感觉自己像被追捕一样。图其从出生的那天起，他爸爸的家就抛弃了他。父母俩在塔希提的报纸上说他不是他们儿子的孩子，因此他永远也不能进他们的家门。

《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5（1）

1990年11月1日，夏安第一次尝试了自杀。我总是尽量不让她独自留在家里。这天早上，我让我的一个侄子来照看她，我就有时间去商店买点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远远地望见我的侄子向我跑来。我的上帝！肯定出事了……可怜的孩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夏安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他不敢跟着她进去，她吃了药，躺在地砖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上帝！不！我扔下篮子，一口气跑回了家。我看见她在发抖，说不出话来，脸和手脚都发紫。我立刻想到住在我们家旁边的医生。我在侄子的帮助下费力地抱起她，把她抱进车里。医生一刻不敢停留地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来得及吗？他不敢说。我知道她吃的是什么药，但不清楚她吃了多少。

在从普纳奥亚到帕皮提另一边的玛玛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祷，没有松开过女儿的手。她的脸上带着氧气面罩。耳边救护车的警报声呼啸而过，我的心在焦虑中挣扎，我们的车在人群中引起阵阵的骚乱，我试图让自己在这一切杂乱中冷静下来。我回想起在马龙对我说他想让我再生一个孩子的那天，我是那么的幸福。当我知道自己怀的正是马龙所期待的女儿时，我是那么的自豪。塔丽塔，我想让你给我生个女儿。再也别要儿子了，我的儿子已经够多了。当护士把女儿抱给他时，他感动得流泪……上帝，你知道这一切，我请求你，别夺走我们的女儿。我请求你。

上帝听到了我的话。一个星期以后，夏安回到家中。她像玻璃一样透明和脆弱，我不停地祈求上帝能帮助她。特赫图来看望她。他对夏安的自杀行为非常生气，他对她说：夏安，如果你真的想一死了之，你为什么不打自己一枪呢？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夏安他不愿再承受痛苦的折磨，她没有权利自寻短见。

几个星期以前，夏安受到在帕皮提任职的法国预审法官马克思·加提同谋罪的控告。而且法官还禁止她离开塔希提。法官的举措是否毁灭了她逃往异乡，重新开始生活的梦想，从而把她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呢？后来，当我试着想把夏安在1990年秋天经历的种种焦虑理清时，我才想到这一点。我知道以她的状况，她根本不可能认真地考虑远离家人，去国外生活。但把她滞留在塔希提，让她失去梦想，只能让她以死亡来寻求逃避。

十五天以后，11月14日的夜里，夏安再次自杀。

在她自杀的前一天，我似乎已有预感一样无法安静下来。我看见她状态极差，兴奋、焦虑、坐立不安。我担心她会伤害图其，担心再一次的灾难。我打电话叫来阿尔贝托。他立刻赶来了，而且说他就睡在我家。这天夜里，虽有阿尔贝托在，我仍然不敢放心。我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自己房间的门口。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告诉我不要睡觉，要熬过这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