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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都仅仅表现在衣冠、金首饰、驾具及马具上。这些物件，比如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要说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甚至使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还是突厥－蒙古人种的匈奴人，都是在马背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追逐野鹿或野驴群，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追逐野羊。这是很自然的，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好奢侈的个性所致。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对徽章图形和动物争斗图的考究。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草原上的这些狩猎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夹杂着巫术，这与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在骨头上雕刻图画一样。

希腊－斯基泰的金饰品是希腊艺术家们的创作，只在主题上是斯基泰的，这些艺术家们为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籍移民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上的君主们工作。如果把这些金饰品除外，那么我们在斯基泰艺术中处处可以发现他们所刻绘的动物都是些用于装饰的几何图形。根据谢福尔德的研究，我们在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及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在克里米亚半岛库勒－奥巴发现了公元前450～前350年间的艺术，在“彼得大帝宝藏”里发现了来自西伯利亚西部萨尔马特时代（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在外贝加尔省的乌丁斯克发现公元元年前后的匈奴艺术。在这些艺术里可以看到鹿角、马的鬃毛以至于野猫的爪子，被雕绘成环形和螺旋形，有时会把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在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儿马特艺术及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艺术中也含有同样意味的作品，马的上唇反卷成蜗牛形。有时对动物的仿效是如此全面，它们之间的互相穿插和组合非常巧妙，尽管还存着现实主义，但要把这些鹿、马、熊或虎的头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巴好像树叶似的在顶点展开。于是，动物形象艺术的现实主义终于迷失于充满着装饰意味的图案中。

草原上的艺术和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艺术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艺术与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但从他们刻绘的内容看却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描绘猎狩及野兽的争斗场面方面。亚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国汉朝时代的动物形象艺术是古典派的，线条明快简洁。草原艺术则着重于轮廓，层层涂色，与古典派大不相同。亚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国汉朝人一样，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多是在一个简单清晰的布景内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草原上的艺术家们，不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常常将正在互相搏斗的动物刻画得如同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他们刻绘的内容多倾向于动物四肢受到损伤，时常以野猫、熊、鹫或鹰和被它们咬住的马或鹿的扭曲身体作为刻绘的艺术内容。在这里没有任何速度，没有任何逃避。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骤的互相厮杀，似乎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凶手同归于尽。相反地，尽管有这种“缓慢”，内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为悲剧的巨大动力，如果是灿烂耀眼的风格扰乱并繁荣了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杀为题材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极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草原的斯基泰艺术曾经发展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对喀山附近的阿纳尼诺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是属于匈奴人种的，因为在那里的一个藏品丰富的古冢内找到了尖头斧和普通的青铜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动物刻绘，特别是些有卷曲形走兽的题材，但表现手法相当简单和贫乏。不过，根据塔尔格伦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艺术只是部分地被阿纳尼诺文化所采用，因为它的基本装饰还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几何图案形的。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却不完全是这样，阿尔泰地区这个重要的冶金业中心，在青铜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还在继续出产仅刻有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尔克的“尖角式”的刻绘。但这一时代也有过一种风格简单和质朴的动物形铜器，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风格复杂的铜器不同。波罗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寻找过草原艺术在地图上及年代学上的起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曾经认为黑海与北直隶湾（今渤海湾）之间的米努辛斯克实际上就是草原几何形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