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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元到100元之间，除了向工厂收取管理费外，带队的老师还向学生收取中介费，甚至学生所得工资最后也要被带队老师扣掉一部分。记者：你们跟带队老师是怎么联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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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暑期工（3）

廖献文：不用（联系），我们哪有时间去找他们，他们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会找上门来。一般由学校老师带来的（学生工），我们都会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黑工，都有家长允许的，也不会是贩卖人口那种。如果他们有合法证件，比如劳动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我们就OK了。不可能还去查一下，我看没有哪个（企业）做得到。老师的管理费要给，他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办理学生相关的手续，学生有问题还要跟他请假、协商什么的，这种管理费一个老师一个月给800块。

梁春梅：刚开始时候我们只知道是去深圳一个电子厂。去的那天晚上又改变地点，说是去东莞了。我们都说，这是不是骗人的？有些同学不相信他们。后来带队的老师说，如果去东莞，之前要交的100块介绍费现在改为80块。不过介绍费减少了20块，车费又加了5块，成了85块。一共交了165块。至于我们的工资，去的时候听了很多传言，说可能要扣伙食费，如果不扣伙食费，加班费中的7毛5就要给老师，加班费也和正班费一样了，也是3块钱。后来我问老师，我们的保底工资是多少？老师说我们没有保底工资，是厂里直接发的。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月有824块钱工资，可是到了工厂，工资的计费又变了。我们也没有签合同，是校长帮我们签的，老师说他也没有机会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长和厂方领导人知道。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 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