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4）

严宏昌算了算，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严余山，和他一个属性，都属牛。严余山生下来时，把段永霞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活像是一个蛤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但严宏昌却认定：这是个好兆头！

“严家一下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犇’（奔）起来了！”

他先是去当壮工，卖劳力，在石门山抬大土、码石头，边干边看边钻研，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学会了识图和绘图，接着就当上了“包工头”，在管店、临淮关、县硅厂承接工程。再后来，越干，越心灵手巧；工程，也越接越大，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凤阳县矿管局、县法院和县民劳局的一些工程项目。

人虽离开了小岗，严宏昌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家里，也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就在他愤而出走之后，和严宏昌一样，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严金昌，被推选为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当了队长的严金昌，眼看着小岗人每到冬闲或是春荒，都要成群结队跑到外面讨饭，就决心干出一个样子来。但是，不行呀。他虽说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也只有吹哨子下田的权力。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不能再指望种田了，只有打别的主意，严金昌就起早贪黑，在荒岗上栽上十多棵柿子树，又省吃俭用养了三只羊和一头老母猪，还在自家分到的四分五厘大的小菜园子里种上了生姜、辣椒、大葱，这样一年忙下来，竟有了*百块钱的收入。看上去收入不少，可他是一个九口之家呀，一家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还要供几个孩子上学，那点钱也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以不再出去讨饭了，谁知他却因为个人的家庭副业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收入，被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撤了队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拉到大队和公社批判了三四场，并被罚去“强劳”（指强制劳动）。

严金昌不服，他说：“你们光见鱼喝水，不看鳃里漏。”他把全家九口人的花销一笔一笔算给工作组听。没人听他的申辩。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房前屋后可以长荒草，绝不允许种出一葱一蒜来，他严金昌不是“贼胆”太大了么！

严金昌的队长职务被撸后，工作组任命关友德接任。关友德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既不要自留地，也不曾养猪喂鸡，赤贫如洗，年年就靠唱“莲花落”四处乞讨为生。工作组却表扬他是全队的“无产阶级典型”。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不讨饭，还定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其实，批判严金昌，这是“杀猴给鸡看”。因为小岗村偷偷摸摸在搞家庭副业的，大有人在：严俊昌和严学昌都弹得一手好棉花；严立学、*、严凤鳌全是炸馓子、磨豆腐的高手；严家太逮鱼摸虾那是远近闻名的；韩国云、关友申早就被大家唤作“小石匠”和“小炉匠”；严美昌和严立华则凭着拉二胡、唱小曲卖艺就可养家糊口。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不敢再干了。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5）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

严宏昌听到村里的这些故事，越发为自己的出走感到侥幸。当然，他也发现，自打安徽省委被改组，万里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农业学大寨那一套被丢开了，特别是随着省委《六条》的下达，小岗生产队有了自己的自主权，还开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小岗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眼看着小岗人刚过了一个喜庆的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三月旱象便悄然而至。五六月，正是小麦需要灌浆的时候，连刮了十天干热风，温度一下上升到摄氏三十四度。早稻正待扬花呢，又刮了半个多月的西南风，气温就停留在了四十到四十二度下不来。八月，旱情便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及至九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就将所有的沟塘围堰都蒸得干涸了，大别山区五大水库全处于死库容以下，新安江、清弋江、秋浦河相继断流，偌大的一条淮河，也眼见就要枯竭。田野上一派肃杀之状，不时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