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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品味，远远地观察，笔者发现，小说《边城》的叙事结构是立体的“塔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塔，显得古典雅致，层层递进，越来越高，终于耸入云端，小说的最后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显得渺茫而无边，塔太高了，看不清楚，让叙述接受者自己想象。所以小说《边城》的“结构的多层性和整体性”十分明显，这种塔形结构也细微地反映了小说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塔形结构方式不是遵照先尊后卑的观念，而是遵照高尊低卑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在实际宫廷的设计中，君主的宝座总是高高在上，而臣子的位置总是在下面的，并且在社会中人们的座位也是不能随意乱坐的，也是有讲究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社会塔形结构的反映，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年老的臣民反而向年轻的君主跪拜、社会地位低下的老年人反而向社会地位高的年轻人跪拜的理由。在中国古代社会，先尊后卑与高尊低卑的观念是并行不悖的。小说层层推进，步步为营，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高潮就是结局，这正是“塔形”结构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也出现过塔，塔的倒下与重建，在小说中是意味深长的。

第三节 上帝视角与儒家伦理

《边城》叙事中，叙述者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者几乎无所不知，能够深入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理，但是由于《边城》采用的是描述体的叙述方式而不是讲述体的叙述方式，所以小说叙述者的位置是较为隐蔽的，“它的叙述视点经常在不同的人物之间进行转换，对叙述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往往是通过对事件或人物的具体描述表现出来。”

按照热奈特对叙述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边城》属于第三人称的“零聚焦”视角，即托多洛夫所说的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在现代小说中较少运用，而在古代小说中却使用得十分普遍。叙述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叙述视角呢？首先叙述者采用的是异故事叙述方式，不是“我”经历过的故事，而是叙述者叙述的一个美好而又有点悲伤的梦，这里有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理想包含其中。其次叙述者有意采用古代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就是有意拉近与古代文化的距离。小说叙述方式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还暗含着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倾向，即形式蕴含意义。

《边城》的叙述者就是上帝，是神。儒家文化中没有上帝的观念，但有神的概念，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十分完美的一个形象。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天即神的意思。在古代，人们对神是充满敬意与畏惧的，就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能洞察人们行为背后的心理，能知道每个人的品行和善恶，并且他还有惩恶扬善的能力。儒家认为，神就是无边的天、伟大的自然和不可知的宇宙，他充满神秘，令人神往，又令人畏惧。在神的震慑下，人们不敢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在小说叙事中，作者有意唤醒人们对神的回忆，引起人们对古代社会的反思，重建人与神的关系，谕示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沈从文的部分小说是叙述人与神之间的故事的，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章儒家伦理的天命观与《边城》的生态叙事及生存叙事

第一节儒家伦理的天命观

了解原始儒家伦理，须从儒家的天命观说起。儒家《论语》中论及天命的地方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