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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60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1967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度尼西亚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1970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冠礼——尔雅和隐地（2）

那年夏天我回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1967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文》那几万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看隐地说得郑重，便去向林秉钦说：“隐地的钱，你一定要还给人家。”隐地的股份拿回去了，我的却拿不回来，林秉钦便将“仙人掌文库”的版权及存书交了给我做补偿，我拖回一卡车的书怎么办？干脆自己办出版社吧——于是我跟弟弟先敬便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本文学书籍，“晨钟”也就喑哑无声了。

所以说，隐地对于出版事业，老早就跃跃欲试了的。算起来，“仙人掌”应是他第一次尝试出版，而且我们还一起懵懵懂懂做了同一家出版社的股东。我不知道隐地从“仙人掌经验”学到了什么，但隐地是一个有心人——我想到隐地，就想用有心人去形容他——隐地一直有心要出版好书、有心要编好选集，那几年他一定在默默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播种，开创出版事业。“尔雅”是1975年创立的，所以其间也酝酿了五年。

好像是1978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梁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撑的，当然“尔雅”也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书。但大家谈起来，总称赞隐地有魄力、有毅力，出版了那么多的诗选及小说选，这些选集不一定能卖钱，但却值得出版。有些作家自己有文集，作品还会留下来，但有些作家没有结集出版，作品很可能就散失掉了。看看《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这几本名选集对中国小说及诗歌的流传曾经产生多大的影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尔雅”这些诗选、小说选都会变成研究台湾文学的珍贵材料呢。我有一位大陆学者朋友，专门研究台湾小说，我就送了一套“尔雅”年度小说选给他，跟他说，看完这套选集，台湾这三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尔雅”居然有勇气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现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