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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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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1）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