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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啊，爸爸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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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眠药的作用，她终于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告诉爸爸妈妈：“妞妞磕着了。”然后让妈妈弹琴，用喑哑的嗓音点节目，偶而还唱一句。突然咳嗽了，不停地咳，每咳必至于恶心和哮喘，发出嘶鸣声，气管和喉咙里呼噜不止。可是，她不哭，也许是没有力气哭，也许她觉得不值得再为这点小难受哭。在剧咳的间歇，她自个儿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咳嗽了。”

磕着了，咳嗽了，如此而已。她尽量忍。从出生三个月开始，她就学习忍受身体的病痛。她相信象以前一样，忍一忍就会好的。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死这回事。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但知道妞妞已经死到临头，而且，事至今日，还希望她适时而死，不要在死前遭受太多的痛苦。

对于身患绝症而又不堪忍受长时间临终折磨的人来说，安乐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甚至要说，它是一颗定心丸。不管最后是否实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有了这个后备方案，病人及其亲属便会感到一种放心。事实上，自从妞妞癌症扩散以来，这个方案便已不言而喻地存在着，我们在沉默中对此心照不宣。

然而，作为后备方案容易，真正付诸实施却何其困难。由于缺乏有关的立法，医生们都视此为畏途。尽管他们一致断定妞妞的生命不可挽救，任何治疗手段均已无济于事，但是，一谈及安乐死，无人愿担当干系。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这也无大碍，我们可以自己承担。自己承担就不牵涉所谓复杂的法律问题了吗？报纸上曾披露这样的事例：一个肝癌晚期病人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恳求他的妻子为他施行安乐死，妻子照办了，结果这个为丧夫悲痛欲绝的可怜女人竟被判了刑。据说法律以此维护了生命的权利。可是，当生命的延续已经成为纯粹的痛苦之时，结束这种痛苦岂非也是生命的权利？我在这个案例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法律对生命的权利的维护，不如说是法律对生命的权利的嘲弄和剥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事实：妞妞正在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由于不存在一丝复元的希望，遭受此痛苦已经毫无意义。面对这个事实，做父母的因为怕承担责任而袖手旁观，不是太自私了吗？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并非来自法律，而是来自情感。癌症正在肆意破坏她的各个感官，但尚未彻底毁掉她对这个世界的感觉。看到她痛苦不堪，我希望她早走。可是，只要她不死，痛苦总会有暂时缓和的时候，尽管历时越来越短。在那样的时候，她又有了听、说、交流、活动的愿望，即又有了生的愿望和乐趣，于是我又希望她活下去，哪怕多活一天也好。诚然，早走晚走对她来说区别不大了，尤其是对那个不久以后不再存在的她。对我们来说区别也不大了，尤其是对不久以后必定要失去她的我们。然而，人生岂非只是早走晚走的区别吗？延长她的生命，缩短她的痛苦，这两个动机水火不容。要确定一个让她走的准确时间是多么难呵。而最难的是，做父母的对自己的亲骨肉如何下得了手！你不能救人活命的医学，难道不能教我一种使人真正安然死去的方法，当我的女儿醒来痛苦太甚而快乐太少时，让她多睡少醒，而当她醒来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时，就让她不再醒来？如今我只剩下了一个卑微的愿望，唯求我的女儿能以最平和的方式逐渐进入不醒的长眠……

妞妞把脸蛋埋在床褥上，俯身躺着，一动不动。刚才她又有一阵剧烈的发作，拼命咳嗽，喘不过气来，嘶哑喊叫，想把咽喉里的痛涩喊出来，清除掉，可总也清除不掉。妈妈默默流着泪，她在妈妈怀里哀哀地哭，哭声微弱。她已经没有力气哭了。最后，她从妈妈怀里挣脱，自个儿趴下。她觉得这样好受些。她一动不动，俯躺了很久。

屋里响着音乐，她在听。听到一段吹奏乐，她笑了一笑，自语：“虫叫。”她继续俯身躺着，但把脸蛋转向了录音机的方向，更专心地听。她开始按照她的理解低声解说音乐：“青蛙，呱呱呱——猫咪叫，咪呜，咪呜——拉臭臭，给猫吃……”她真的想拉屎了，翻过身来，仰躺着。妈妈在旁边嗯嗯地助威，她使劲儿，慢慢地拉出了十来颗屎粒。出了一身汗，她自己说：“湿透了，出汗了。”

第十三章艰难的诀别（2）

现在她感到舒服些了，有了玩的愿望。她逐个点玩具的名，让妈妈给她拿，都玩了一遍。抓到一张纸条，把它撕碎，说：“撕啦。”伸出小手拉下袜子，说：“袜。”忽然喊痒：“丫丫痒，手痒，猫咪痒，小狗痒，妈妈给挠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