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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回来，陈冬芳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吃惊不小，她的母亲是医院护士，见离家出走将近两月的女儿突然回家了，吃惊之后自是欢喜，搂着女儿问长问短。她的父亲陈明忠却欢喜不起来。陈明忠是刑警，当时被领导指定为“张厚石事件”的调查人员，因为不知陈冬芳涉及该事件而口无遮拦泄了密，导致陈冬芳通风报信，六名当事人全部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往下查，陈明忠自然逃脱不了责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离审查。幸亏张厚石后来被抢救过来，押送北京，该事件不了了之了，陈明忠才刚解除审查，被通知准备调离公安战线。这事别说在“文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陈明忠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见陈冬芳突然冒出来，难免大怒，一个箭步跃上前去，把女儿从母亲怀抱里一把拽出来，抡起来就是两巴掌。打过之后，二话不说，拉着陈冬芳就往外去：“走！”

去哪里？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经接到内蒙古赶来的追捕人员的情况通报，正准备组织布控，见陈明忠把女儿带来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陈冬芳扣了起来，并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的内蒙古追捕人员。

那几位闻讯，自是喜出望外，马上赶往分局，就地审讯。陈冬芳哪见过这等阵势，惊惧交加，早已乱了方寸，对方稍稍一问便招架不住，来了个和盘托出。

警方当即出动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往“东方红”电镀厂，把傅索安、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五人一网打尽！

7

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

押要犯的西屋时，发现已是人去室

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后一小时，内蒙古警方追捕小组便立刻急电报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逃犯已悉数落网！

午夜时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发来回电，命令追捕组即刻就地审讯，次日即妥押回蒙。

追捕人员接到电报时，已经回到招待所，准备休息了。看了电报，意识到这是一起严重案件，估计上级是准备从快审处，所以才让他们即刻审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去公安局开了提审公函，于下半夜2点多钟赶往看守所，分头提审傅索安六人。

奇玛村、鲍家庄冲突事件并不算得上复杂，审到上午8点多钟，追捕人员已经基本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员临时开了个短会，交换了意见，初步认定傅索安是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将这名女犯单独关押了。

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