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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理，于是说就这么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发地也就是张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火速查清把张厚石揪往小学校殴打的那伙红卫兵。那时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来两个值班民警，让他们去张厚石居住地派出所，会同该所力量进行调查。派出所警力配备有限，夜间只有三人值班，正在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听说是为张厚石的事，那为首的副所长更认为又不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决眼前这事儿。分局去的两个民警见状也没法子，只好点头，但一时既没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吧，必定要接电话搞记录什么的，等于义务打工，于是核计不如往家里溜，先合合眼，等到天亮再来派出所。这样，两人就回家了。

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明忠。

这陈明忠是个有着十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了，经常轮到值夜班，妻子儿女对他晚饭后离家直到次日天明后才回来已经习惯了，但这天晚上却是十几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回来，＇奇。书＇全家都被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明忠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是他的侦查对象，便口无遮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这边屋里鼾声连连，那边屋里陈冬芳却吃惊不小，心里好似装了十五个吊桶，只是七上八下地乱晃。她怎么也没料到，动一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怎么就会惊动了中央公安部。陈冬芳很想马上去找傅索安报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门会惊动家人，使父亲引起怀疑。再说这会儿去敲傅家的门也不妥，反倒会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天明再说。

陈冬芳好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再也忍耐不住，马上穿衣起床，出了门直奔傅索安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晨6点钟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时光，冷不防被陈冬芳唤醒，难免把脸拉长，说话也不大好听，问女战友来干什么。陈冬芳三言两语地把事情一说，傅索安的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时间头脑里就像打翻了盆浆糊，糊里糊涂不知作何反应才好。愣怔了一会，她才作出了决定，把手一挥道：“冬芳，你赶快骑了我的自行车出去，通知金国安、李白波他们，我们六个人在文庙外的牌楼下会合，大家都必须以最快速度赶过去，不见不散！”

一小时后，这六人在文庙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楼式的明代过街牌楼下会合了。傅索安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她在路上买了一包烧饼，每人给了两个，说：“边吃边跟我走，我们去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坐下来议议。”

一行人来到离文庙不远的玉皇阁。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道观，后来渐渐衰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给“破四旧”破得一副萧条破落之相，少有游人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