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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胡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熄时，那火已经穿顶了。

这仓库离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唤来社员救火时，火神爷肯定已把整个仓库都没收了。胡国瑛考虑到这一点，便没有去做此徒劳无益之事，任凭仓库烧掉。那里面，有着口粮、饲料。

种子三万多斤，化肥、农药、农具折合人民币数千元，还有一座建筑物也值数干元，加在一起所损失的，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国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寻思此番的后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还算宽大的哩！一时间，她只觉得头脑里像打翻了一盆浆糊！迷糊昏沉，定定神，决定先离开现场再说。

黑夜中，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不知走了多久，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中国边防军当然不是吃素的，那几个“老毛子”虑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万般无奈，正准备无功而返，却撞见了急急如丧家之大、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于是抓了再说。

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奇#書*網收集整理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痛。”

胡国瑛听傅索安说过因患肝炎而住过医院，当下便有些惊慌，说：“要紧吗？我陪您去医院吧？让大夫给检查一下。”

傅索安摇头：“不碍事。你别打扫了，去弄瓶‘二锅头’来，咱俩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就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