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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学员中的知识青年取得沟通。这样，傅索安便被列进“契他伊斯卡雅”的首批教官名单，指定她执教“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

傅索安了解情况后，寻思这样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与提心吊胆的日子告别了。这样想着，她的情绪变得好起来了，请安德烈和他的卫士吃了一顿饭，饭后还兴高采烈地跳了舞。

一星期后，傅索安被送往位于喀山的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让她进修情报学。

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规矩比特维尔谍报学校还严，但傅索安这次是以教官身份去进修的，所以学校管不到她，教官们对她也很客气，她在里面算得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半年将要过去了。就在傅索安扳着指头计算日子准备举行告别筵席款待教官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降临到她的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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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

幕：在温都尔汗三叉戟飞机坠毁地，

克格勃专家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

颅，放进沸水中煮。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傅索安在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教官餐厅吃过晚饭，回到寝室，刚准备洗个澡后看电视时，电话铃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她迟迟疑疑地望着电话机，不肯伸手去取耳机。那是因为她入校将近半年，极少有人在晚上给她打过电话，她有点怀疑是不是拨错了号码。铃声执拗地响着，她在无可奈何中终于拿起了耳机。

电话是学校政治委员打来的，只有一句话：“傅，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就不由分说地挂断了。

傅索安一边穿外套，一边思忖：政委亲自打电话，声音又这么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傅索安在克格勃已经待了三年多，凭她的聪明，知道克格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不少特工都平白无故地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从而被软禁、关押甚至判刑、流放、枪决。这类事情在对外谍报局发生得最多，因为该局的特工一大半都出国执行过任务，构成被无端怀疑的根源。现在，以学校政治委员出面夜晚急召她，莫非厄运也降到她头上来了？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进政治委员办公室，那个有着克格勃少将军衔的中年秃顶男子便把一纸电传递给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钟以前，从莫斯科发过来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电传内容是让她阅到这个命令后，立刻去喀山澳托尔军用机场，当晚22时45分左右，将有一架伊尔运输机从莫斯科飞来，她即登上该机，具体任务由也在这架飞机上的伊凡诺夫上校向她交代。

政治委员问道：“看完了吗？”

“是的。”

“那么，你马上坐我的车去奥托尔机场吧。”

“奔驰”轿车把傅索安送到奥托尔军用机场时，机场方面已经接到通知，一个少校军官客气地把傅索安引领到休息室，告诉她从莫斯科飞来的那架飞机将在五十分钟后到达，问她是否需要喝点什么，或者小憩一会。傅索安摇摇头：“我什么都不需要，就在这里坐等吧。”

五十分钟后，伊尔运输机准时飞抵机常飞机上的人没有下来，通过无线电向机场联系，让把傅索安送过去。少校驾着一辆吉普车把傅索安送到飞机前。傅索安登上飞机，见机舱里坐着十三个苏联男子，都穿着便装。她站在过道里，眼光迅速在那些人的脸上扫视，问道：“请问，哪位是伊凡诺夫上校？”

坐在第四排的一个中年金发男子点点头：“这里来！”

傅索安走过去，行了个礼：“上校同志，我是傅索安，奉总部命令向您报到！”

伊凡诺夫上校往里侧挪了个位置，让傅索安坐在他原先的那个座位上。傅索安刚系上安全带，飞机就起飞了。她以为伊凡诺夫会向她交代任务内容的，便侧脸望着他，但上校已经闭上眼睛在打盹了，她便也闭目养神。

三个多小时后，伊尔运输机降低了高度，傅索安从舷窗朝外望去，只见地面上闪烁着点点灯火，连绵逶迤一大片，估计是一个大城市。不一会，飞机便在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了。飞机停稳后，伊凡诺夫第一个站起来：“到新西伯利亚市了，下去吧！”

傅索安这才知道这是新西伯利亚市，但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她随伊凡诺夫一行下去，地面上已停着三辆轿车，一辆巨型加油车正往飞机这边靠，几个穿工作服、戴军帽的士兵在拉皮管子，准备给这架飞机加油。轿车把他们送往机场招待所。傅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