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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救护车，直驶营医务所。

救护车驶抵营医务所时，傅索安苏醒过来了。她睁开眼睛，见面前是几个外国男女，不禁一愣，但随即回过神来，用英语说道：“找是中国的……”女军医摆摆手，也用英语说道：“不要讲话！”说着，打手势示意随车而来的两个士兵把傅索安抬下车，送进医务所的急救室。

急救室里，已经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穿苏联边防军上尉制服的军官等着。这个上尉是克格勃第三管理局亦即军队监察局的官员，派驻第36号地区监察边防军情况的。他没有值夜班的任务，但边防军方面根据克格勃的规定把傅索安越境之事通知他了，所以他马上赶来了。士兵把傅索安往急救床上放的时候，上尉把女军医扯到一边，小声用俄语向她询问傅索安的身体情况。然后，转身一挥手把两个士兵赶跑了，让女军医继续对傅索安进行急救检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是一丝不挂地被裹在军大衣里。

面对着上尉那种说不清意味的目光，她顿时满脸绊红，只羞得无地自容。但她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她知道从在中国的一侧高高的河岸上跳入额尔古纳河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属于她自己了，于是，她只好闭上了眼睛，这是她惟一的选择。女军医检查时，上尉走到一旁去了，因为这时又进来一个军官，他是边防军营部的值班主任，两人凑在一起密议如何讯问这个中国姑娘。

女军医给傅索安检查过后，注射了一针什么药剂，又让她吃了几粒红色药丸。片刻，女护士给傅索安端来了一杯加了牛奶的浓咖啡。傅索安喝下以后，感到身体内部似乎不那么冷了，但肚子却饿了，她不敢开口讨食物吃，只好忍着。

这时，上尉和值班主任已经议好，朝女军医说了句什么便出去了。女军医让护士取来一件白大褂、一双男式高帮皮靴，扔在急救床边，示意傅索安穿上。傅索安在穿的时候，想起以前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的外国小说，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在被俘之后，就是只能穿这类不合体的旧衣物。一瞬间，她的心头涌上一种耻辱感，但只能无可奈何地微微摇头。

“快些！”女军医用英语吆喝道。

傅索安冷不防吓得一抖，赶紧加快动作。穿上白大褂和那双散发着异味的大皮靴后，又让穿上一件军大衣，“踢踏、踢踏”地朝急救室门口走去。门外，站着两个佩手枪的士兵，那是值班主任带来的营部卫兵。傅索安一走出去，他们就分站左右，将她押往医务所的一间办公室。傅索安受那双大皮靴的限制，自然走不快，于是卫兵就用俄语喝骂着，还粗暴地推搡她。

傅索安进入办公室后，那两个卫兵便退了出去，站在门外。办公室里亮着两盏双排长日光灯，傅索安眨了几眨眼睛方才看清一张桌子后面坐着那个上尉和值班主任，桌上放着一架当时在中国还见不到的磁带录音机。

值班主任指指办公室中间地下的那把椅子，示意傅索安坐下。

傅索安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紧张地望着对方。她在打定主意越境投苏时，天真地认为苏联人会把她作为客人来对待，就像她小时候见到的中国人对待去中国作客的苏联人一样，根本没料到会把她当俘虏一样来审讯，因此从未考虑过应该如何回答苏联人的讯问。

上尉盯着傅索安，说了一句俄语。

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从对方的神情判断，估计是在问她是否会说俄语，便大着胆子用英语回答道：“对不起，尊敬的苏联红军首长，我不会说俄语，也听不懂俄语，但能勉强用英语回答问题，不知是否可以？”

值班主任显然不懂英语，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傅索安。但那个上尉肯定是听懂了，点点头，马上用俄语翻译给值班主任听，然后出乎傅索安意料之外地说起了中国话：“既然如此，我们就用中国话来进行这次讯问吧！你叫什么名字？”

傅索安见对方会说中国话，心里稍稍轻松，回答道：“傅索安。”

“傅一索一安。”上尉重复了一遍，又问：“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可以怎么组词？”

“师傅的傅，绳索的索，安全的安。”

“你是哪里人？今年多大？”

“我是中国天津市人，1949年6月5日出生的。”

“你在中国的住址？”

“我住中国天津市红卫路石匠胡同74号。”

“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

“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

“你的身份？”

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