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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了，使得护士们牢骚满腹。由于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预算，很是出乎人们意料。见还有这份闲钱，于是助教们集体请愿要研究费，得到的答复却是那笔费用要急用于加高床腿。问曰有那个必要吗，答曰这关系到你等诊察的方便。身强力壮的青年医生们说我们根本用不着，你又不坐诊，用不着来指挥这些事情。别的不说，床加高了，患者上下不便，而且还有可能掉下来。然而对此，女士的答复是，做个脚搭子就是了。这口吻明显是要强行坚持自己的意见。还说，这样做也是为了外国给的床单能拖垂下来。“那把床单剪短不就行了？”“人家外国好容易给的，剪了能对得住人家吗？你们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呢！”她说。在场的教授在旁说道：“要从患者的需求来考虑，对手术患者以及需要安静的患者来说，可能还是高点儿好些。一般患者可能还是要坐着舒服的好些。对医生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高一点儿的好，不过花费巨大的款项加木腿也好，做脚搭子也好，都不是一件小事，不如下次新做时再做得高点怎么样？”他试着提出了妥协的意见。可是她还是坚持不让。“那样一来有高有矮就不统一了，”她说，“我不能同意。”结果，迫于大家的气势，院长也没有立即盖章。不过，研究费当然没有增加，而一个月之后她的意见竟然堂而皇之地通过了。据说是校长找了个机会于笑谈之间向院长下达了指示。

在台湾，一点小事也要登报公之于众。一次，有人以医院看守的名义，不顾近来院内禁止做饭的规定，翻栅跳窗地把炭炉带了进来。有人由于没能将其抓获，而陷入被免职的危机。于是报上就登出了务请各位多多合作，别让我们丢了饭碗的字样。这无疑是他们对饱受女士责难的一次发泄。不过，倒是有一点，即对于以往那些无赖承包工，女士经过三次换血，把他们全部成功地清除掉了。以往院长一直对这些人很头疼，换成厉害强硬的女士，他们也都服帖了。

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此类笑料我们就此打住。担心医生们对医院彻底失望，我身为长者，时不时到她那里坐坐，希望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得到她的配合。然而，她总是抱怨别人对她不理解，使我最终一无所获。可能是因为我德望不高吧。

我一方面由于身体垮了，再加上道格拉斯客机的诱惑，而来到了昔日眷恋的日本。我时常想起热带风光。在银座看到了兰花，于是脑海中浮现出了在台北的兰亭，灭菌的培养基里所培育的兰花的小小的嫩芽儿。那小芽儿慢慢长成一株洋兰，开出美丽的花。她能令人奇妙地联想到兰花。某日本教授夫人对我讲：

“此人在日本殖民时期没有受到什么重用，虽说毕业于日本的护士学院，却的确是一位娴静文雅的日本女性。对了，可以说是明眸善睐。战争结束后，她即刻摇身一变，改成中国人的名字，当时我们都吃了一惊呢。”

一位同学这样跟我讲：

“她战后境况很是窘迫。因为我们不觉得她有什么大作为，故无处安置。她自己带着简历去找O局长。局长不懂日语，于是她当了几天翻译，不久就跟着局长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我经常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常能见到她，多次耳闻她行使否决权的事儿。是那种类似“我不能赞成”、“我不批准”式的强烈的个性表露。这位优秀伶俐的女士进了大学，才终于获得了展示自身能力的舞台。

我离开台湾时，一位护士前来送行，据她汇报，最近女士抽得空儿来同进驻的外国人搞起了美丽的浪漫曲。这不是再好不过的喜讯吗？说完，我抬脚上了飞机。

可是还有后话。据最近的消息说，大学医院起因于医院管理的事故不断，而护理部在中国尚属幕后部门，因此罪人总是医生，据说已有近十位教授、副教授被解除了公职。

南海的宝岛被日本人统治时期，日本人忘了赞美她的美丽而一味教人们制作砂糖。那是错误的。还有，虽然对热带的花草有所介绍，却忘了介绍人物。我要传递一下该岛的智慧、美丽与热情。

原载日本《看护学》杂志1951年2月号

住院记——兼论白求恩医生的护理方式

我这次在某大学医院住了三周左右的院。至于日本的大学医院，我留学时期住过好几次，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写的。只是，在这二十多年间，我一直在中国的大学里任教，且最近若干年虽无直接关系，却也同发生在附属医院的各种问题有所牵连。因此，我想如果自己作为患者住进医院，大概会得到很多参考，于是满怀兴味地住进了医院。

我所住的医院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应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