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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

对自己一生在鲁迅那里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说起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

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后要穿的衣服清单。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着泪对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还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许广平操办了朱安的丧事。她去世三日后安葬，此间天天念经；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