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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

［12］《国榷》卷93。

［13］《豆棚闲话》列于该丛书第一辑，第十三种，1935年初版。

［1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卷55；《绛县志》卷12；《寿春县志》卷1。

［15］郎瑛：《七修类稿》。

［16］《嘉兴府志》卷12。

［17］《大清一统志》卷102。

［18］《豆棚闲话》卷11，三德堂刊本。

［19］《西湖二集》卷1，“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20］阿英：《小说闲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1］《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2］《吾悔集》卷4。

［23］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5载“不沾泥在西川立十七哨、六十四寨”。

［24］《守郧纪略》。

［25］黄宗羲：《南雷文集》，卷7。

［26］《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1。

［27］［34］《汤潜庵集》卷下。

［28］［29］《魏叔子文集》卷16、卷12。

［30］《绥寇纪略》卷11。

［31］同上，补遗下。

［32］《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4。

［33］尹畊：《乡约》。

［35］《北游录》。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所谓“四权”，是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这里，尽管毛泽东所论述的“四权”，是针对现代——具体地说，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而言的。但是，毫无疑义，这种对“四权”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一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充分表明，“四权”亦即四条极大的绳索，是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间矛盾的概括。在60年代初期，史学界曾经探讨过“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当时，针对史学界特别是某位史家在论述“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关系时，将“四权”抽象化、简单化的观点，我们曾写了《论“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2］一文，予以讨论。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之后，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像其他领域一样，正在复苏。从目前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动向来看，“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实际上又被重新提到课题上来，而且分歧不小。这里，我们拟对“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略抒管见。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个典型，搞清楚“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四权”与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建立了政权，这在史学界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在对这种政权的理解上，分歧就很大了。特别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不是封建政权？有没有向封建政权转化？有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这些问题，史学界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尽管在辩论中，后来由于十几年前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从上到下的特种风气使然，给主张大顺政权是封建政权或认为李自成失败前大顺政权已完成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某些同志，粗暴地扣上种种帽子，这是错误的。但是，经过那场论战，对明末农民军所建政权的研究，毕竟是深入了一步。

较早开始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的前辈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生前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在自然经济主宰的封建所有制下，古代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所建立的政权，无所谓向封建政权转化，而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当时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发生的农民革命，在战争中所建立的政权，无法摆脱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因而最终必然在封建所有制下发展成为封建政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