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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　天，之后又从6O　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　世纪只需1　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　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　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　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　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　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　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于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