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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请你直接上去，”电话总机的那个值班人员说。

他的房间在六楼。我走出电梯的时候，他已经在房门口站着了。

“哎呀，”他伸出一只瘦瘦的手来说，“会是你呀。”

“正是在下。”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里五六只书橱、四张桌子一摆，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容纳其它东西了。好几种文字的书刊，还有报纸、剪报资料、校样等等，乱糟糟堆得到处都是——跟他当年在纽约的住处完全一个样。

我们坐了下来，脚也总算在桌子腿中间找到了插足之地，于是就各自约略诉说了自己别后的经历。他住在旧金山已经有一年多一点——不过他说他周末总是不在的，有一次为了要把一部小说一口气写完，还到乡下去“隐居”了两个月。我在旧金山可是已经住了快五年了。他说他喜欢旧金山，不过真要是有人发起运动，主张把西部还给印第安人，他也不会反对。

“那你写作的‘买卖’干得怎么样了？”我问。

他目光一下子尖利了起来，望着我反问：“你没有看我的书吧？”

“给你说对了。怪了，你怎么知道的？”

“听你的口气呀，你的口气好大，活像个大老板，花了两个钱，买了个写书的人似的。这种口气我是难得听到的，所以很听不惯。啊呀，对了！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还硬是要把我写的书送你一套来着？”他说话一向总是喜欢用这种腔调。

“记得。可我一点都没有怪你。你那时喝醉了。”

“是喝雪莉酒喝醉的——在埃尔莎·多恩家喝雪莉酒喝醉的。还记得埃尔莎吗？她拿出刚画好的一幅作品来给我们看，你说画得不错。哎呀老天乖乖，当时她那个气啊！你这句话其实倒是出于一片诚心，却说得太平淡了，好像只要这么一说她就包管会喜欢似的。还记得吗？她当下就把我们撵了出去，不过我们两个这时早已灌饱了雪莉酒，都醉醺醺了。可你还没有醉糊涂，所以就没有肯要我的书。”

我给他解释：“我是担心看了你的书，懂了你的书，会让你觉得掉了身价呀。”

一个华人男仆给我们送来了冰镇白葡萄酒。

菲茨斯蒂芬说：“你大概还在专门追逐那班为非作歹的倒霉蛋吧？”

“对。所以我才碰上了这样的巧事，打听到了你住在这儿。霍尔斯特德告诉我，说你认识埃德加·莱格特。”

他那双睡意朦胧的灰眼睛陡地透出了一丝亮光，身子也随即在椅子里坐了坐直，一边问：“莱格特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

“你这么说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问问罢了。”他身子又往椅子里埋下去了，可是眼睛里的亮光却并没有消失。“来，说给我听听麻。跟我可别来耍这套滑头，老弟；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你要耍滑头咱们就拉倒。快说给我听听：莱格特犯了什么事了？”

“这可不合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我说。“你是写小说的。我要是先告诉了你的话，谁保得定你不会就根据我说的天花乱坠编上一通？我且不说我的，等你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这样你要说什么还会说什么，就不会因为要对上我的话茬儿而改口了。你跟他认识有多长久了？”

“我来本地不久就认识他了。我总觉得这人很有意思。论人，可真有点令人费解，叫人捉摸不透，可又耐人寻味。比方说吧，从物质享受上来说，他简直是苦行僧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吃的是粗茶淡饭，睡觉听说每晚也只睡上三四个小时，可是从精神上来说，从内心世界来说，他却又纵欲无度到了堕落的地步——你是不是觉得这有点意思？你以前总说我喜欢结交怪人、不大正常。你真应该认识认识他呢。他的朋友——不，他是没有朋友的，只能说是他找来跟他作伴的人吧——那都是些想出主意来千奇百怪的人：比如马夸德，是专门制作怪诞不经的塑像的，那算是什么塑像呀，只能说是像塑像那样，在空间占了个体积，有那么个轮廓罢了；比如登巴尔·柯特，搞了个叫什么‘代数主义’；比如霍尔东夫妇，搞了个叫什么‘圣杯会’的教派；比如劳拉·儒安纳斯，简直是疯婆娘一个；又比如法纳姆……”

“又比如你，”我不客气抢嘴说，“讲了一大通，说了一大堆，却等于啥也没讲，啥也没说。你别想蒙我，你说了这些，我可半点名堂也没有听出来。”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他咧开了嘴朝我笑笑，瘦细的指头在栗色的头发里扒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