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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考上重点大学。不幸的是沉重的学习负担和升学压力，使原本开朗活泼的她变得暮气沉沉、一脸倦容，看上去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

美方家庭是当工程师的马克一家，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身为工程师的马克也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但他更注重孩子的爱好和潜能，更注重发现和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和创造力。老大杰琳性格稳重，对数学特别感兴趣，马克便有意为女儿提供各种涉猎数学领域的机会，让她在数理奇妙的王国里寻找自己的快乐和发掘自己的创造力。经过多年培养，杰琳已以优异成绩成为哈佛大学数学系的一名高才生。老二奎顿，活泼爱动，好奇心强，家里的玩具、电器经常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对奎顿的行为马克从没训斥过，反想办法为孩子创造更多的“拆卸”机会。目前，奎顿刚进大学不久，就已有了几项发明，成为一个有鲜明独创性的学生。老三乔治喜欢体育活动，善于人际交往，尚在读中学，已是校园足球队出色的前锋，还是一个很有领袖风格的学生干部。马克夫妇对三个孩子的学习虽十分关注，但从不强迫，总是因势利导，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孩子们在家长的引导和鼓励下，都先后找到了最佳的发展方位，却没影响到自己的学习。

对照中美两个家庭的教子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中方家庭用的是死读书、读死书的方式，让孩子在高考独木桥上拼命去挤，无论挤得上挤不上，孩子在生活上和创造力上往往都很容易因单一、呆板的教育模式而变成低能儿。而美方家庭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育方式，却使孩子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掘，无论孩子将来是做高科技的研究型人才，还是做领袖、做技术工人，他们的创造能力都不会因僵化的教育方式而被磨平。

面对差异，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导致两个家庭不同教育模式的原因。

中方赵大明家的教育模式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和深层次的。

首先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对广大家长根深蒂固的影响。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只要学习好，就能跳龙门、就能出人头地，这就导致了家长拼命逼孩子死读书。

其次是传统应试教育体制的制约和引导。应试教育的特点就是以分数取人，只有高学分才能上好学校，而上了好高校就有了优先就业、到好单位就业的先决条件。因此，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任何想摆脱考分进行创造性学习的企图，引导孩子往读死书这条可悲的路上走。更为不幸的是，多年来我国教育管理部门也是以学分和升学率来对学校和老师进行管理和考核，导致老师不得不两眼紧盯考分对学生进行教育。据报道，2006年5月，海南一小学为学生能考出高分数，老师竟带着学生集体到神庙求神保佑。老师为分数的迫切心情真是“苍天可鉴”！

其三是社会就业中用人单位唯学历论的推波助澜。近十几年来，唯学历论在一些用人单位愈演愈烈，唯名校、唯热门专业、唯高学历，把不少有实际能力的人拒之于就业大门之外。前一段曾流传某工厂招收门卫，其前提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某街道办事处招收一收发员，必须是名牌大学图书管理专业毕业，还要有学士学位。不知这是笑话还是事实，但这种现象肯定存在。正是这种用人上机械呆板的唯学历论，才从最根本上导致了千千万万赵大明这样逼孩子读死书家庭的出现。这是家庭的悲剧呢？还是教育或社会的悲剧？

马克家的教育模式在美国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重学历但更注重的是综合素质和能力。美国的大学包括国际著名学府，在招收新生时，都十分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和实际动手能力。因此，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有到社区义务劳动的习惯，孩子通过义务劳动，一是很早就开始接受社会实践，积累生活经验，不至于像我们一些孩子麦子韭菜分不清，机械臂当作变形金刚，让人啼笑皆非；二是有打义工的记录，学校录取时可做参考。没有这类记录，在进入大学时就会被认为缺少实际能力，除了参加社区劳动，像马克那样，他们还非常注重孩子不同个性和潜能的发掘。可以说他们的教育是比较宽松的，但又是充满活力和充分体现创造性的，在这种环境中，创造型人才的各种潜能是很容易被挖掘出来而不是被葬送掉。

教育孩子是一项社会工程（3）

不仅是学校教育，美国的企业也非常注重为创造型人才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挖掘潜能的机会。在美国著名的Google公司，大多数办公室都没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