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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属于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对这新三*义怎么个“新”法颇为纳闷，他连问了许多同学，都不知所以参见文强口述　刘延民撰写《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9月。文强黄埔军校毕业即参加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四川领导兵运工作，三十年代初因党内肃反而脱党出走，数年后接受黄埔同学邀请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在抗战期间领导过有益的敌后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文强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后他作为战犯一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于1975年获最后一批特赦释放。。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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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4）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几期的军校学生中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灵甫的大师兄，后来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成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走得相当近，他时常向周恩来虚心求教，课余有空，就到周恩来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龙套，以至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可见得他的表现一度也相当左倾。他与倡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共产党学生蒋先云关系不错，在蒋先云的鼓动下，胡宗南还差一点加入了共产党，右派学生甚至把他当成共产党分子，声称要教训他。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非等闲之辈，他对黄埔军校可谓呕心沥血，对学生关怀备至，以一个政治人物的敏锐目光，他很清楚，能够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分子，今后将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善加笼络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蒋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学生骨干贺衷寒也与他私交不错，一直在政治上对他晓以利害，胡宗南权衡再三，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吸引，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从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一员*大将参见蒋超雄《我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　第三十七辑　黄埔军校*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张灵甫与大多数军校同学一样，是在入学时集体加入的国民党。黄埔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学生入党，程序十分简单，填写入党登记表就像是做作业，每人一份。理由就如招生简章上所说，学校对考生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就是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或者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者。现在既然已经入学成为国民党军校的军校生，加入国民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共产党学生，共产党组织早有决议，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灵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以他之前单纯的学生经历，他在入学时对三*义的理解，大概还停留在为考军校而向于右任恶补的那点水平，至于共产主义，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倒是可能听过演讲，那时不过是当作另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已，不见得就视为洪水猛兽。按照军校规定，学生每个周末可以放假进城，学校安排渡轮，由值星官统一带队离开黄埔岛，下午四点再在城里规定地点集合回校。城里的农*动讲习所曾经是不少左翼学生的周末聚会地点，张灵甫有没有与左派同学一同去过那里，无从考证，不过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那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论，不大可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投笔从戎，既是基于青年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意识，也是出于不安现状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个人抱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他是可以拥护的，要说把自己勤劳致富的老父当作土豪劣绅来革命，让自己的家业给别人共产，这显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论了。

与日后的名气相比，张灵甫在军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也不见他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政治派别活动，也许是以前参加学生运动留下的阴影，在左右两派学生为彼此的信仰主张激烈辩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斗殴的氛围中，张灵甫选择了保持沉默，他的兴趣集中在新接触的军事课程上，对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讲义爱不释手。

这些课程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