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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断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不能并存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的同路人”，“一个繁荣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的代价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货膨胀的替代物……是经济停滞或明显的衰退。”

他不赞同使经济继续萧条，以便推迟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他也不愿意紧缩长期信贷或回避必要的开支，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他也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实行管制或者实行管得很紧的经济制度。挑战是明显的，答案却不明确。但挑战一定得予以答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货币和银行制度，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采用了一套比较现实的预算政策，约翰·肯尼迪也认识到，新的国际收支问题已不允许使通货膨胀的状况继续存在，于是断定，对于在一个自由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仍不断上涨这个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正视的时候了。

一旦他承担下了义务，他就不会回避。他同钢铁工业巨头的这场战斗就是同这场通货膨胀作斗争的主要标志和主要转折点。就象他在谈到这场战斗时所说的，“大喊大闹之后不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意义的。拿总统职务去孤注一掷，然后败下阵来，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成功了。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其稳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内，或者在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工业国家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战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生产和收入在增加，而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实际上却下降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在肯尼迪就职后三年，批发物价的指数比他就职时要低，而消费物价的指数则比较稳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货膨胀要低很多。国民产值、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都确实有了创记录的提高，而且也没有因为物价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减少。

这一成就虽然部分是由于自1958年以后物价一直都很稳定，部分是由于人力和物力持续有所剩余，加上国外的竞争日益增长，但多少也由于总统的坚强领导。有一个观察家写道，“自从格罗弗·克利夫兰时期以来，一个民主党总统成功地稳定了国内美元的价格，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成就不是通过强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办法来取得的，不是通过由政府代企业或劳工来规定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取得的，也不是在没有给肯尼迪总统同企业界和劳工界的政治关系上造成某种冷淡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这就是本章实际所要报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同通过一些经济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是针对着别人的州的，大多数企业界领袖和劳工领袖都反对为了对方的利益使通货膨胀，而不反对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货膨胀。总统运用自己职务上的威信和舆论的力量对劳资双方所作的决定施加了压力——他颁布了一些经济方针，使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针所允许的范围内制订价格和集体议价——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说的，他认为他的职责应是一个“全国利益的积极维护者，而不是充当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极的中间人”。因此，劳资双方不时都对他表示怨恨，这是不足为奇的。

沃尔特·赫勒把总统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办法称作“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办法。肯尼迪的办法不是以任何法令为根据，也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持。有一天，他几乎用忌妒的口气评论戴高乐在法国所使用的同上涨的物价作斗争的各种武器和控制办法——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权力。这种权力使得那种认为欧洲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相等的论点变成了问题。但是他试图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弥补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权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于拟出各种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国会提出的有关消费者利益和建立一个消费者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个总统咨文。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图降低住房、运输、教育、保健、药物、信贷和其他项目的价格，并且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降低关税和刺激小企业等办法来增强竞争能力。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务司以创记录次数的检举起诉特别成功地打击了定价的人，这不仅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轨行为。有利于“公平交易”或维持转卖价格的法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至于刺激购买新机器的赋税规定，其目的在于促进较高的生产率，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利润和工资，而不致抬高物价。

但是大部分努力并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运用没有先例的、始终不断的、孜孜不倦的“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