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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足有二十公斤重，如果砸到我身上，势必筋断骨折。我立刻又缩了回来，眼睁睁地看着音响在空中做自由落体。因为后面还连着电线，它一边坠落，还一边由中提琴声部奏出一个“la”音。随即电线被扯掉，中提琴声戛然而止，转眼之间，整个儿音响摔到地上，成为一堆破铜烂铁。凭我的听音能力判断出，落地的那一声也是“la”音。

在音响之后飞出窗外的那样东西，我就更不敢接了。张彻情急之下，索性从楼上蹦了下来。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摔伤，落地之后立刻对我喊道：“快撤快撤！”我一言不发，抓起惟一的战利品就跑。

半个月之后的另一个夜晚，拉赫玛尼诺夫就在我的钢琴边出现了。因此偷音响那天的情形，可被视为一个启示。

3铲仇（1）

那天晚上有惊无险，却也白忙活了。单个的音箱根本卖不出去，使用“博士”音响的人很少，大多是有钱的发烧友，他们只买配成套的。我和张彻把音箱装在一个“日历”牌电视箱子里，鬼鬼祟祟地在师范大学附近的旧货市场里溜了半天，也没找到买主。一个小贩看出我们饥肠辘辘，便提出用两盒盒饭交换，我们想起昨夜两条仓皇走狗的冒险，愤愤地拒绝了他。那小贩也许是为我们的气节感动，也许是买多了盒饭无法处理，便将盒饭送给了我们。

我们登时气焰全消，卑躬屈膝地接过饭来，放在电视箱子上蹲着大嚼。对于饿坏了的人来说，一顿饭固然能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但更会加剧对饿着肚子的将来的恐惧。吃完由西葫芦、土豆丝、焦溜丸子组成的盒饭之后，我们更加迫切地意识到钱的可贵。

“钱难挣，屎难吃。”我感叹道。

“我们还有勤劳的双手。”张彻绝望地打着饱嗝说。

“中国遍地都是勤劳的双手，勤劳的双手过剩了，只能留给自己解决性欲问题。”

“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回到筒子楼，我上楼去弹琴，张彻耷拉着眉毛把音箱放进地下室：“只能留作纪念了，证明昨天不是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跑一趟。”

我愤懑地在琴键上挥舞手指，弹奏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东欧作曲家中惟一开朗乐观的人，长相酷似新疆财主“巴依老爷”。我衣带渐宽，弹起这位胖子的作品未免力不从心，不一会儿便放慢了节奏，陷入呆滞之中。

张彻噔噔噔地跑上楼，对我重复了一遍：“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对于铲仇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倒不是受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是感到照着人家天灵盖猛敲一下就逃跑这种行为过于荒诞。其实细想起来，那样敲天灵盖倒也拥有某种艺术的美感，就像柴可夫斯基所言，不合谐音也是值得歌颂的。但是我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合谐音，再去制造新的不合谐音，未免失去了“不合谐音”应有的价值。

当然，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全然没有减七和弦的存在，也情理不容。

张彻倒是对敲天灵盖这一行为情有独钟，说起来好像在夏威夷海滩上打西瓜一样。他威逼利诱，再三宣扬良心无用论。我表示这不是良心的事儿。他说那不更简单了，说干就干。

毕竟不能就这样弹着琴饿死，只能说干就干。张彻的行动计划是：主动出门拉生意。所谓拉生意，就是我先头戴连裤袜，手持一块砖头，躲在暗处，看到哪位仁兄落单，便突然杀出，飞起一砖，将其拍倒就跑；被拍那位正在堵鼻血的空儿，张彻就过去问人家需不需要铲仇。对方想必会心存疑虑，表示不知道是谁拍的砖，他便可以拿起砖头给人家看，砖头上早已写好了字：此路是我开，此砖是我拍，你要不服气，请找某某来。某某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总之随便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接到定金之后，张彻再拿出看家本领，飞车击之即可。此举还有反间计的效果，能够造成互不相识的两个家伙结仇，他们都挨过打，一旦见面必然还要拼命，无论谁赢谁输，我们都还有一次生意可做。

但还是人算不如天算，此计不可谓不巧妙，不可谓不周密，实际执行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那天下午，我躲在理科实验室外的拐角处，头上戴着一只捡来的“浪沙”牌丝袜，蒙住脸部，等待过往行人。这条路甚是僻静，除了成天泡实验室的家伙买饭之外很少有人走。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听见拐角外有脚步声。我也不及多想，一个箭步冲将出去，也没看清对方，抡起砖头就扔。谁想到砖头飞出去，砰的一声，对方却没倒，再定睛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