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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损害的一方说声对不起，也许这件事就完了，何况这是法官知法犯法，拿老百姓太不当一回事了。再说东湖区法院纪检监察室，对本法院的这起违法违纪案件，根本就不愿去追查，甚至连已经触犯了国家《刑法》也无所知，我是迫不得已才向检察院提出来的。”

由于市中院焦宜松法官的证言，直接影响到了该案的深入追查，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官官相护是自己早已想到了的，逆来顺受惯了的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会拿鸡蛋望石头上去砸的，像我这样认真，是不是自讨没趣？然而，人们的知法又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已经进入了两千年的法治社会，若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得不到追究，那法官在人们心目中会是怎样的形象，若司法不能得到公正，那我们老百姓还要法院干什么？那法院还能不能叫人民法院？

通过对国家法律条文的反复研究，我对案件作了仔细的回顾和深层的思考，写了一份《中院驻清算组表态的经过和东湖法院魏群触犯刑律的事实》，材料中说：

二○○○年十月中旬，本人到东湖区法院询问开庭一事，魏又说不会开庭，我心急如焚，十月十六日写了材料向市中院信访室反映，尔后又向中院民事庭作了咨询，他们均认为：根据劳动部与最高法院协商一致的文件，应该开庭，中院已派人到江拖破产清算组具体负责，你可去找他们一下。民事庭有关法官还给清算组的负责法官打了电话。

十月十八日上午，我在江拖丰收楼一楼办公室找到了邹法官和焦法官，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出示了《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劳动部对〈关于破产企业能否成为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

邹法官说：“魏群跟我通过电话，但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也没有提到这份劳动部文件，我当时不了解情况，本来想把这个案件终结掉的。”

邹法官和焦法官都表示：法律条文和劳动部文件已讲得很清楚，劳动争议案与债权债务案件也不相同，应该开庭，叫我赶快去东湖区法院，把被告名称补更为清算组，并转告东湖区法院及时开庭。

此时，焦法官还提到江拖那份没有公章的除名文件，说是否有效，邹法官说无效，并对我说：“当初江拖不肯跟你在文件上盖章，那时你就可以坐到厂长那里去，要他安排你上班，发你的工资。”邹和焦两人又都表示，他们可以帮我解决编制和养老保险等。

在该办公室，我还看到了江拖所收到的东湖法院关于诉讼的通知，以及钉在墙上的江拖破产清算组工作安排表，表上标明在二○○一年一月份解决完遗留问题。最后，邹法官还收下了我的起诉书等材料。

而今焦法官对此的说法，据说不一样，本人感到十分意外。二○○○年中院的《洪经初字（2000）114一4号文件》是九月十七日发的，而我与焦法官和邹法官的接触是十月十八日，东湖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是十一月二日，会不会是在不同的时间所表示的不同态度？而我与他们至今也只是会过一面，那次的情况应该不会很难回忆。当初他与邹法官的表示应该是对的，现在为何犯得着反为变故？确实令人费解。当然，本人要把当时每一个字的原话都叙述得很准确也是件难事。何况在该年九月份，本人已向魏*了一份要求法院请江拖清算组参加开庭的报告，为了表示听从邹和焦的交待，还再向魏群递交了一份《关于补更被诉人名称的报告》和已补改名称的起诉书。

对于魏群的行为及其负责的那份裁定，是否够得上罪？本人补充一点看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构成渎职罪。据多方查证，魏群在那份裁定中根据所谓的“有关法律”，纯属子虚乌有，其自己也无法拿出，所谓的有“有关法律”即不是事实。江拖并没有被注销，魏群明知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劳动部对此有专门文件，反而胡乱以“有关法律”四个字随意蒙混原告当事人，作出了违背法律的枉法裁定，终结劳动争议案的诉讼，给本人的损害苦不堪言，符合刑律追究的条件。

此后，据说魏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裁定，又推说是受了市中院《洪经字（2000）114一4号文件》的影响。本人认为这是牵强附会，是对执意枉法裁定的开脱。该文件是中院经济庭作的，本身就是指债权债务方面的经济案件，否则劳动争议案何不由经济庭来管，那我不是也可以直接去清算组登记债权？再说劳动争议案中的补偿，是由劳动法规决定的，不是债权债